中国古代帝王心术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古代被称为帝术的书籍有很多，比如：
《道德经》无为而治的思想；
《论语》仁政思想；
《孟子》民本思想；
《鬼谷子》权谋思想；
《素书》治国安邦思想。
但本文要讨论的是《韩非子》中的帝王心术以及核心思想。
我们知道在“百家争鸣”的大混战中，最后胜出的是法家。
法家之所以能够胜出的原因主要就一个字——面对现实。
而其他各家的思想也都很美好，但对君王来说远水解不了近渴。
帝王们希望有一个立竿见影的方案来治理和统御天下。
法家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便为统治者献出了立竿见影的办法。
法家献出的治国之策总结起来叫“两面三刀”。
我认为法家的两面三刀是所有帝王术里面最直白最透彻的。
来一张图：
奖励到心花怒放主要是奖励军工，秦兵打完仗提着人脑袋数脑袋领奖，很过瘾，士兵喜欢。
给帝王绝对的权势，把权利集中在一个人手里，皇帝喜欢。
用权术制衡高管，防止叛乱，高管害怕。
用处罚对待基层，基层害怕，错误就少。
看上去是一个完美的方案，也确实让秦国瞬间强大起来，但没能长久。
处罚的太厉害，百姓怨声载道。
韩非子机关算尽，没想到载在的老同学李斯的手里。
秦始皇机关算尽，没想到载在了太监赵高手里。
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没有最完美的方案，只有相对适合的方案。
世界在变，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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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开始，一直到1912年溥仪走人，我们一共用400多位皇帝。其实他们治理国家的思路都是差不多的，目的也基本相同——保大位、传大位而已。
闲话少说，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古代皇帝统御万民，到底用了哪些心术和办法吧:
大家都知道古代皇帝大位基本就这几种来源:抢来的、骗来的、禅让来的（逼来的）、打下来的、继承来的（太子）。说白了，皇帝也是人，只不过运气好点、能力强点而已，绝对不是神仙。
可是皇帝们往大位上一座就要开始编故事了、要体现自己和所有人都不一样了。他们开始编出了一套“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等等理论，告诉所有人皇位是上天安排给我的。泰山封禅、祭天大典等等，都是为了强化这种感觉的，
这套操作的目的很简单:让群众知道皇帝的合法性、让别人不敢觊觎皇位了。同时也故意把皇帝给神化起来。
当然拔高术还有其他操作，例如:吹一下自己的功绩、吹一下群众们在皇帝们的治理下生活的很美好。这样做也是为了增强古代皇位的合理性而已。
其实大家都知道皇位怎么来的，例如:朱元璋是打下来的；曹丕是从汉献帝手中逼迫来的；赵匡胤是从后周手里骗来的等等。当然必要的流程还是要走一下的，例如:登基大典、三辞三让等等。
二、不断地加强皇权之术
皇权既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那么就不允许别人挑战和弱化的，只能皇帝一个人占有他。于是乎，不断的加强皇权就非常重要了。
秦始皇的办法是实行郡县制，让所有的地方都归他领导；朱元璋的办法是废除宰相制，让自己权力更大；清朝皇帝的办法是设立军机处，架空大臣。
当然还有各种监视机构也很重要，例如:锦衣卫、东厂等等。说白了他们的办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所有的权力归于皇帝一人之手。
这个办法主要有两招:一招是，控制思想；一招是控制行为。
控制思想大家应该都清楚了，汉武帝开始搞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办法。说白了就是让古代群众们认命、不反抗、知道等级、知道自己的位置。
不是有句话叫做: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后面还有一个词叫做:皇帝为父，就是君父的意思。无非是告诉大家，皇帝是大家的爸爸，儿子岂有反抗老子的道理。
为了防止大家思想突然醒悟了，皇帝们是严格控制瞎说的人的。古代发表异见者是要杀头的。例如:乾隆时期的文字 yu，有兴趣的可以查一查。
控制行为就更加常见了，例如:什么人住什么样的房子、什么人穿什么样的衣服、什么人戴什么样的帽子等等。这样做就是让大家各归其位，不得僭越，这样也就太平了。
当然还有其他控制行为的办法，例如:不得随意走动、不得随意到处晃悠、保甲连坐之法、户籍造册制度（明朝的黄册）等等。
皇帝为了保持大位稳定必须要平衡内外关系的。内部需要平衡大臣的关系；外部需要平衡和群众的关系。
内部平衡大家经常见的，古代皇帝把大臣的权力不断的打散，特别是军权。这样他们就不能挑战皇帝了。
外部平衡就更有意思了，古代实行的都是小农经济。这种模式有个最大的好处:老百姓不会很富裕，同时也不至于饿死；一家一户是个整体，利于管理。
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富裕了之后就要有自我实现的意图了，这样就会造成不稳定。可是穷狠了也不行，没有饭吃的话，农民起义就爆发了。
于是乎皇帝们就用赋税来进行调节，收多了肯定不行、收少了也不行。赋税必须收的正正好，让群众整日为了吃饭问题忙碌，他们才不会起来反抗、也不会胡思乱想了。一般王朝初期战乱刚平，实行的基本就是修养生息的政策，例如:清朝、汉朝。
前面所有的手段都失灵的话，皇帝们就会采用暴力来保住大位了。
古代的管理是很严格的、律法也是很无情的。动不动就会面临杀头之罪，这样群众们也就不敢激动了。
古代皇帝们认为光杀头还不行，有的人好像不怕杀头，于是乎严刑峻法就来了。例如:车裂、凌迟、炮烙等等。
其实说白了，还是让群众们从心里害怕皇帝，这样大位也就更加稳固了。
古代皇帝们还有很多办法的，例如:发动外部战争来团结群众、把皇帝自己等同于国家、通过科举考试来让群众有盼头、发布罪己诏来忽悠群众、树立忠君爱国的典型来进行正向激励…………
可是皇帝们费尽心机的搞了这么多办法，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了，结果还是逃不出历史300年的周期定律。想来真的有点搞笑，这就是搬起了石头，反而砸了自己的脚哦！
中国古代的帝王心术是非常完备的权谋理论，是古代国家治理理论的核心理论课题之一，也是帝王统治的秘诀。古代很多学说和理论皆是围绕这一课题而展开的，从诸子百家到汉唐的理论学说，帝位心术一直是理论家们所重点关注的话题；而历代帝王更是将帝王心术看成是统治的理论法宝，屡屡潜心研探。
第一，古代帝王心术是建立在皇（王）权专制统治基础上的，同时，又反过来为皇权专制服务。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所实行的是皇权至上的政治体制，在多数朝代是中央集权制与君主专制的一体化。皇权至上有几个主要特点：
一是从制度上保证皇帝拥有至高无上、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以突出皇帝个人的权威和地位；
二是将皇权专制看成是一种天赋神权，以君权神授学说作为皇权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以神学政治学相统一的方式来论证皇权专制的合理性；
三是皇帝集最高立法权、最高司法权、最高行政权和最高军事指挥权于一身，不受来自法律、行政和军事方面的任何制约；
四是拥有最高的人事权和财政权，整个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官吏皆由皇帝任免，对财政具有绝对的掌控权，对钱财的支配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
五是政治上、伦理上的一系列等级、名分制度，包括礼乐制度等，皆趋向于突出皇帝个人的权威和地位，旨在强化统治体制的秩序性。
而这种皇权至上的政治体制保证了皇权对整个社会的绝对支配地位。
在君主专制的体制下，皇权至上意味着专制帝王具有三重身份：
一是君父身份，君王扮演着宗亲大家庭的家长角色，宗亲成员都必须以皇帝为核心；
二是天子身份，天子体现着君命神圣化，君王的权力是上天授予的，谁违抗了皇帝，谁就是冒犯上苍，是要受上天惩罚的；
三是君王身份，这一角色体现着“天地君亲师”中君王的尊长角色，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天地君亲师”具有伦理道德合法性和文化上的合理性，对“天地君亲师”的祭拜表现着民众对天地的感恩，对君王的敬重，对师长的尊重，对长辈的怀念，这也是一种敬天法地、孝亲尊长、忠君爱国、尊师重教的文化礼俗，而君王成了人们顶礼膜拜的可敬尊的神圣形象。《春秋纬》曰：“天子，至尊也。神精与天地通，血气含天地精。” 特别强调天子的尊严和神圣。
在中国古代，皇权至上的体制约着整个文化社会，造成文化社会对皇权、皇帝的崇拜和尊敬。王权支配着整个社会，在君王专制的体制下，王权主义制约着整个文化系统。皇权专制体制不但着力实现君尊臣卑的驭臣机制，而且还千方百计、竭尽所能地力图对“学”和士人进行有力地控制。
因而，而正是在这一体制下，产生了专门研讨帝王如何才能统治得更好的帝王心术，用以琢磨帝王的统治权谋、治理方略、驭臣手段、御将方法和用士策略。帝王心术其实就是一种强化专制管理的统治智术，是帝王的御下秘诀。
本来，在古代社会的各个群体中，士人是比较有自觉意识的，而且，许多士人还有一定的“文人志气”，比如，孟子把弘扬仁学作为是“天降”之“大任”，认为有独立人格、有理想追求的士人应该做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这才是真正的“大丈夫”。可是，帝王却是不会允许士人有独立的觉醒意识，更不能允许有忤逆之心，于是，帝王便用各种办法来控制、驯化、化解士人的独立人格和反抗心理。最后，孟子也不得不将理论转向了为君王的统治秩序服务，他所倡导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实是指以仁义道德为核心，以德性修养来摈弃个体人格、个人情感而修养成的“气”。孟子所论证的“心性论”其实是想以“内圣”演绎出“外王”统治术，维护所谓的“仁政”。当然，他所倡导的“德政”，包括一个重要思想，那就是“民重君轻”的理论观点：“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
第二，“道统”与“治统”统一是帝王心术的高超理论策略。高明的帝王总是能利用士人来为他们的统治摇旗呐喊，为他们的统治秩序高唱颂歌，而最典型的统治秘诀便是将“道统”与“政统”统一起来，将传统伦理学说与政治统治术密切结合，将仁义道德作为巩固统治秩序的理论工具，将圣德贤良作为是支持帝王统治的道德表率。
这方面，清朝的康熙皇帝的做法是谙熟运用帝王心术的出色君王。
康熙皇帝（剧照）
康熙本人年少时有博学的汉学家做他的老师，他曾深入研读过汉学经典。他本人就是一位渊博的经学家，他曾表示，他若不当皇帝，便去做个汉学家。他有渊博的学识，因而也就士子特别了解，因而，他是一个笼络士人的行家里手，只要不是触犯到皇帝统治的根本性原则，康熙一般都不吝啬向士子做出妥协，只有在原则问题上，康熙才会坚决拒绝妥协，甚至采用严厉的征服手段。当然，在向士子妥协的背后，康熙皇帝是抓住了士人的特点和爱好，巧妙地进行管控，让士子们来为他的统治服务。
在利用文人思想方面，康熙吸取了明王朝失败的教训，康熙的方法比明朝中后期的统治者更高明，明王朝统治者在掌控士人的策略上，主要是采用王阳明的心学学说，试图以阳明的“致良知”来约束士子的心，让士子自觉培养道德觉悟，可是，王阳明的心学虽有强调仁义良知的方面，却也有鼓励自觉自悟的方面，所以，在理论实质上，阳明心学是不利于“驯服”士子的心的。
康熙皇帝看出了阳明心学的这一特点，因而，作为谙熟经学理论的统治者，康熙并没有像明王朝统治者那样，提倡阳明心学，而是选中了理学，即儒家学说在宋明的理论发展成果、以朱熹和程颐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康熙深知，程朱理学比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更适合于“驯化”士人。明中叶后，思想界盛行阳明心学，但忽略了传统儒学的“道统”论，明王朝最高统治者倾心于研究“治统”，即重视驾驭臣民统治权术，而未能将“道统”与“治统”密切结合起来，忽视了传统儒学“道统”理论对于“治统”的重要性。而康熙却看到了充分利用“道统”的重要意义。
在康熙看来，相对于王阳明的心学来说，程朱理学对于巩固皇权专制统治更为重要，对于帝王维持专制秩序更有利，特别是对于笼络、“驯化”士子、驯服百姓更有用处。所以，康熙皇帝并没有像明代皇帝那样，只是专注于统治之道的研究，不只是研究“治统”，而且也非常重视研究儒家“道统”。康熙敏锐地发现，“道统”并非只是儒生、士子们所擅长的专业研究课题，而且，更是帝王权谋的重要理论方向。充分利用程朱理学来为专制皇权服务，这才是最重要的，因而，清王朝极力推动理学的研究和传播，以理学来驯化士子，驯服百姓，让“道统”巧妙地为“治统”服务。
康熙在为《日讲四书解义》作序时说：“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 同时，康熙还指出：《四书》是圣贤“皆为万世生民而作”的名著，而“道统”与“治统”是统一的，二者皆是为了巩固统治秩序，“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
康熙皇帝画像
第三，“圣王合一”是帝王心术的理想境界。什么叫“圣王合一”呢？这主要是指圣学与王道的统一，圣哲与君王合为一体。说白了就是圣贤就是君王，而君王也是圣贤，皇帝是哲学家，而哲学家当了皇帝就是好皇帝。
中国古代将“圣王合一”看成是帝王心术的理想境界，这在传统文化中有非常明显的体现。
中国古代皇权至上的政治体制，加上“天地君亲师”思想理念的广泛传播，使君王一直视为是崇拜的权威，帝王有一个从神化到圣化转变，形成圣、王合一的君王圣境。于是，帝王成了极高贤德的圣人，所以，历来对帝王的尊称往往都加上了“圣”字。
比如，称皇帝为“圣上”“圣王”“圣皇”“圣帝”“圣主”“圣驾”等，用以称赞帝王的英明、圣明，颂扬其有仁心，有德性等。比如，颂扬帝王行为举止威仪大度，称其为“圣仪”；对帝王的命令，称为“圣旨”“圣喻”“圣诏”“圣敕”“圣令”“圣策”“圣训”等；赞扬帝王的英明决策，称其为“圣裁”“圣断”“圣决”等；颂扬帝王政事功业，称“圣政”“圣治”“圣功”“圣德”“圣统”“圣勋”“圣文”“圣武”等；连帝王的思维、感觉也被称为是“圣心”“圣意”“圣思”“圣谋”“圣略”“圣猷”“圣听”“圣问”“圣览”“圣鉴”等。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由崇尚神性向关注理性转变，王道与圣学的统一成了学术界热议的话题，“圣”与“王”便联系在一起了，“圣王之治”成了诸子百家所关注的主题，“先王之道”“先王之治”被认为是与圣人之学是密切联系的。君王与圣人不仅难分难解，而且还进一步被认为可以统一的，圣人的主要职责就是治理天下，这与君王的职责是一致的，君王也是圣人，圣人做君王的事。
孔子把施善于民、周济大众看成是圣人的社会责任，在论及圣人之仁时，孔子的学生子贡曾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 孔子回答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说的是，能给民众带来好处，能周济大众的，何止是仁人，已经是圣人了！就连尧、舜尚且难以做到。圣人做的就是君王的事。
老子说得更明确：“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并说“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圣人行的是君王之道，虚化百姓心思，让百姓吃饱，弱化百姓意志，强健百姓筋骨，常使民众处安宁而无欲无思状态，这便能使聪明人不敢乱说乱做，这就是无为之治。
墨子的看法也很相似，他肯定了圣人以治理天下为职业：“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 圣人以治理天下为责，所以必须知道天下动乱的根源，才能治理天下，比如君王爱自己而不爱臣下，损害臣下，自私自利，君臣之乱就是乱在于不相爱。
管子也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善分民也。圣人不能分民，则犹百姓也。于己不足，安得名圣？是故有事则用，无事则归之于民，唯圣人为善托业于民。” 在管子看来，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就在于善于分享利益给民众，如果圣人自己不知足，怎么能称圣人呢？国家需要时，圣人向民众征用财物，国家不需要时，藏物于民，只有圣人才善于事业托付于民众。从“圣人”该做这些事，这不就等于说圣人做的是君王的事了吗？
如此一来，“圣人”与君王就没有区别了，礼书上说：“古之治天下者必圣人。” 所以，在古典文献里就出现了“圣王”的词语，《左传》就已有“圣王”一词了：“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墨子》书中，多处用“圣王”一词，而在荀子的书中，更是明确地强调“圣王”是学者学习的榜样，是执法的法制依据：“圣也者，尽伦也；王也者，尽制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
“圣王”这一贤德形象，为帝王披上了圣贤的光辉外衣，加上王权至上的专制管理机制，形成了帝王对社会各阶层的单向控制，同时，也造成了在政治文化方面士子对帝王谋略的特别重视。
士人讨论文化政治论题时，以帝王谋略为核心主题，士子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关注王权主义，议论帝王如何强化君权，如何驾驭臣民，如何掌控政局，如何玩弄内外朝、文臣武将、行政监察等之间的制衡术，如何并用强力压制与柔性感化两种手段。
士子们所欣赏和热议的所谓杰出君王，都是一些深谙帝王权术的君王，如刘邦、曹操、汉武帝、李世民、赵匡胤、康熙、雍正等，而这些帝王的政治成就，皆是建立在娴熟地运用帝王权谋的基础上。于是，帝王留给继位新君的统治秘诀，帝王驾驭群臣的治世谋略等，也成了士子们所感兴趣的话题，士子们留下了很多关于帝王治世谋略的理论、文章和故事。“圣王合一”被视为是帝王心术所追求的的境界。
汉代的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论”，将“圣王合一”理论提到了一个更高的理论境界。董仲舒极力想通过对于天的权威重新构建，对于天道的重新解释，将儒学天命化、神学化，设想借助于天道神圣力量来遏制汉武帝的权力意志，因此，在董仲舒的学说中，儒学的教化论便不仅仅是士人所做的简单教育之事了，而是圣王必须秉天意而行之的化育盛举，圣王承天命而教化即是顺天意而为之。
对董仲舒的这一学说，汉武帝当然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帝王是圣王，能秉天意而教化，地位更神圣了、更权威了，但是，而对于董仲舒来说，他所代表的士人所设想的依靠天道来制约专制强权的理论也有了实现的可能，既然帝王秉天意而施行教化，那么，帝王也就应该受命于天，帝王的权力意志必须受到天命的制约，如果帝王的行为违背了天意，自然也是要受到上天的惩戒的，这正是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论”的真正用意。
第四，君心修养、驭臣之道、制衡之策、御将之术、兼听之法等是帝王心术的具体策略。其一，中国古代历来重视君心修养。
由于“圣王合一”理念的影响，加上政治观念上重视传统儒家文化的“仁政”“德治”学说，这使得帝王们非常重视修养之道，在传统政治文化中，君心修养既是政治课题，也是帝王心术的一种策略。儒家的“仁政”学说主张“内圣外王”，并由“内圣”而推出“外王”，认为只有德性修养得好的君王才能把天下治理得好。
对于君心修养，多是按儒家的仁德学说来要求的，对于君王的要求，需要君王要重仁义，尊德性，能成“仁君”“明君”，其中，宽厚、仁爱是重用的品格，要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有贤德风范。
比如，要常能自省，及时进行自我反省，从思想、意识、言行等各方面去审视自己是否遵从仁德原则。自省是君心修养的重要方法，君王常常被要求能遵君子之道。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这也适用是君王的修养要求。
再如，要懂得克己，培养自我节制的能力。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君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很容易变得为所欲为，若不懂得自我节制，只知随心所欲，常常会做出一些违背仁德的事，从而丧失君德，不利于推行“德政”，所以，君心修养就必须能够做到自我克制。历代所谓的“明君”，往往是指善于忍，勇于自我克制的帝王，他们常常善于克己尊仁。
又如，要能宽以待人，即在处理君臣关系等方面，要有宽容大度的心胸，能善待臣下，让人心服。孔子强调要能“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与人”。朱熹解释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这都是主张凡事要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而君王对待臣下，也需要有这种大度之心，才能成就大业。
总之，帝王要向君子一样，勤于学习，注重修养，能“行义以达其道”（孔子语）。只有自己能够尊仁义，重德性，才能“修己以安人”（孔子语），以德化民众、济世安民。其实这就是《大学》所主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是君王行“德政”的基本要求，是“仁政”学说中对君心修养的基本要求，也是帝王心术的重要策略。
《大学》的“修齐治平”
其二，驭臣之道是帝王心术的一个重要策，帝王历来重视如何才能驾驭朝臣。
比如，帝王必须能放权用人，能择胜任者而任之。因为只有善于重用人才的君王才能治理好天下。君王要眼光独到，识人精准，善于发现有能力、能称职的人，并授予职权，委以重任，让他们为君王处理政务。只有用好一帮能臣来辅佐君王处理朝政，才能管理好广阔疆域上的繁杂事务。
再如，帝王必须懂得量才用人，扬长避短。君王要放权用人首先就必须能识人辨才，根据人才的特长来用人，让臣下发挥自己的各种才能来为君王服务。
又如，君王必须有宽阔胸怀，能包容臣下。有雄才大略的君王，往往在对待有能力的大臣时能包容，能用其专长。因为有才能的人往往有傲气、有个性、有脾气，而君王必须有容人之量，而不求全责备，不过分苛刻，只有这样，才能让臣下尽心尽力为君王处理好各种政务。
李世民（剧照）
其三，善用制衡之策是帝王心术的重要方略，在各种驭臣之术中，制衡之策是君王控制群臣最厉害的招式。
制衡之策是保证专制皇权对百官权力的控制非常有效的方法。中国古代帝王至少通过五种制衡方式来制约百官，实现对于朝中各种机构的有力掌控。
一是利用政治设置上的三权分立制度来进行制衡、制约。从秦汉开始，中国古代的王朝体制就建立了比较有效的政治制衡体制，在帝王的掌控下，将行政、军事和监察三种权力分开。比如，由帝王掌控最高决策权，由宰相、太尉、御史大夫分立掌三权进行管理，三者之间互相制约，形成帝王一人之下三种力量的制衡机制，这种机制能有效避免帝王的权力被架空，保证皇权不会旁落，这大大有利于巩固皇权。
二是让皇族、功臣与外戚三方力量互相制衡。帝王经常会利用朝中各派系之间的复杂关系，创造有利于帝王统治管理的制衡机制，其中，帝王往往会巧妙地调整皇族、功臣与外戚之间的力量平衡，以稳定朝中主要派系之间的制衡机制。比如，刘邦建立了汉王朝，便是利用皇族派系、功臣派系和外戚派系三者之间的制衡关系，其中，皇族派包括刘邦的八个皇子，若干皇孙及刘邦的堂兄弟等皇族中的重要成员等；功臣派主要是由与长期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武将等组成；而外戚派包括宫中后、妃的娘家人所形成的外戚力量。汉朝的皇后与某些嫔妃表现强势，外戚力量比较强，这成了制约功臣集团的重要力量。
三是让朝中的文武官员分权而互相制衡。帝王为了防备朝中文武大臣联手而形成对皇权的威胁，常常将朝中文武官员的权力分开，使其互相牵制、互相制约，以起到巩固皇权的作用。中国很早就有文臣、武将分权的传统，上朝时，文臣、武将分立于两边。依《礼记》的说法，是右尊左卑，春秋战国和秦朝的官职，基本上是以右为尊，文臣在右；汉、唐以后，特别是宋代，崇尚左尊右卑的文化理念，文臣在左，武臣在右，文臣地位高于武臣，这与赵匡胤重文轻武的政治策略有密切关系。赵匡胤一直有“卧榻情结”，担心别人也来个“陈桥兵变”，因而需要让文臣来制约武将。
四是让内廷与外廷互相牵制、互相制约。帝王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皇权，防止自己的权力被架空，经常让帝王直辖的政治机构内廷与外廷互相牵制和制约，利用授权的调整来调节内外与外廷的权力，保证皇权不会旁落。通常情况下，内廷就是皇帝的秘书班子或皇帝身边太监，而外廷是由宰相领衔内阁班子。比如，明朝加强了司礼监的权力，通过宦官内廷力量来抑制外庭的内阁，制约百官，充分利用内、外廷相互牵制、制约的机制来巩固皇权，这是明王朝很重要的帝王之策。万历皇帝近三十年不上朝，却能长期掌控朝中权力，就是依靠内外庭的互相制约，而他掌握着最终决策权。
五是利用谏臣对于权臣的制约。谏臣的谏言能对朝中掌权大臣起重要的监督和制约作用，而皇帝就需要谏臣来当他的耳目。比如，秦朝设“谏大夫”，东汉光武帝时，增“议”字，称“谏议大夫”，“谏议大夫”是专职谏官，主要职责是“直言极谏”，名义上是劝谏君王，其实是对朝中权臣奏议的裁决结果进行谏议，起到了监察权臣的作用。皇帝是不会错的，错的是大臣，对决策的谏改，其实是否决大臣的奏议。
其四，御将之术是帝王心术的最具关键性的策略。
武将在与帝王一起打天下之时，帝王与武将的目标基本一致，而当割据势力被清除，帝王平定天下之后，帝王与将军的矛盾开始激化，因而武将们建立了卓越功勋，在军中甚至在朝中的威望很高，在战争中，常常兵只识将而不识王，士兵听命于将军，拥戴将军，兵权在将军手里，这让帝王常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心结，担心武将手握重兵，兵权失控，武将造反。因而，，帝王千方百计采用各种策略来削弱武将的兵权，或温和的劝告，或重大封赏，或释权降职，甚至不惜以杀戮来清除武将。如此一来，御将之术就变得异常重要。历朝历代，掌控兵权是帝王最重要的谋略之一，掌兵权方能控制朝政，手握刀剑，才能执掌天下。对兵权的掌控，是历朝皇帝最为敏感的政治谋略，而历代帝王皆把兵权视为是任何人都不可侵犯的禁地。
李靖（剧照）
武将们常常感到“伴君如伴虎”，担心功高盖主，生怕“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命运落到他们头上，而野心大的，便举兵造反，抢夺皇位；小心谨慎的，便主动交出兵权，图个享受高官厚禄的安定生活。皇权对兵权的控制的过程其实就是皇权和兵权结合的过程，专制皇权对兵权的控制是帝王心术最为重要的策略，虽然律法上是规定皇权掌控兵权，但在实际争斗中，是兵权决定皇权，所以，帝王心术岂能不注重御将之术。
其五，兼听之法是帝王心术的高明策略。
在古代帝王中，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睿智、开明的帝王，他对著名谏臣魏征的态度被广为赞扬，史书上记载，李世民曾问魏征：“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魏征的这个看法成了名言，说的是帝王只有多方面听取意见，才能明辨是非，而如果只听一方面意见，就容易作出错误的判断。“兼听则明”实际上是皇权专制的一种有效的纠错机制，这对于以独断决策为主体的决策方式来说，意义重大，大大有利于提高决策的正确性。
魏征（剧照）
当帝王遇到重大问题时，以他的知识、阅历、经验，常常是很难马上做出决策，于是，帝王就必须兼听大臣们的意见，通过阁议、廷议、御门听政、王大臣会议、九卿会议等，对所遇大事进行议论，由大臣提交解决问题的建议，然后再由帝王做出决断，颁旨下发有关衙门执行。王公大臣们的议政建议，能有效地纠错作用，避免帝王因为理解的片面性而做出错误决断。在各种兼听中，谏臣的奏议在帝王的“兼听”中往往起重要作用，因为谏臣敢讲实话、真话，能让帝王在“兼听”时得到最有价值的建议，其纠错作用往往也比较明显。魏征对唐太宗的劝谏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此外，历史上有精明睿智的帝王，往往身边有不少谋士，能在关键时刻为他“谋人”“谋兵”“谋国”，而帝王在听取各种建议之后作出选择和进行决策，这是兼听谋士的建议，这就是一种高明的帝王策略。曹操身边的谋士不少，而他听取了郭嘉、贾诩等的建议，这对他成就大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他网友回答：<2>帝王之术只能藏于心间，怎可示人？自古以来，臣子揣摩圣意都是一种忌讳，为人臣子，就算是明白皇帝的心思，也只能假装无知，维护帝王的威严，否则必然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不过，在我看来，帝王之术最为主要的就是御人之术，如同汉高祖刘邦一样，布衣出身，却能够知人善用，并且在群臣之间建立一种属于自己的威严，让群臣从心底对自己感到敬畏，这便是最为高深莫测的帝王心术。
其实，以朱元璋为例，他在开国之前，就以一种绝对的威严让刘伯温与李善长对其敬畏，以一种刚柔并济的方式对两人进行恩威并施，使得两人对这位大帅从心底的佩服，不敢生出背叛之心。另外，朱元璋能够及时的记录下诸将的功过得失，以备在将来论功行赏时不至于被牵了鼻子，处于被动的境地，其目光之远，又让人敬佩。
其中讲一下朱元璋对待汤和的事情。按理来说，汤和在大明的创业期间无疑是第一大功臣。可是，朱元璋却担心其在论功行赏之后会生出骄纵跋扈之心，不将自己这个老大放在眼里，并且其在论功行赏前就调动兵勇为李善长修建官邸，公为私用，这实在是触了朱元璋的眉头，其还有结党营私的嫌疑。于是朱元璋对于这个所谓的第一大功臣给予敲打，只给予了侯爵的爵位，震慑其产生的傲气。后来，在恰当的时候，朱元璋便派其带兵出征，以这种方式继续为其论功行赏，使汤和明白君臣有别，并感恩戴德。
其实，历史上的大多数的开国之君与有所作为的君主都是深谙帝王之道的，懂得驾驭群臣，其乐无穷。
其他网友回答：中国古代是人治社会，在这个人治社会里，作为最高权力人物的皇帝，其统治技术（或者说帝王心术）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掌握好了统治技术，才能够确保朝廷的稳定。那么古代的皇帝，究竟有哪些行之有效的统治技术呢？
我们这里所说的“自尊”，是自我尊崇的意思。就是不管别人是不是尊崇自己，自己必须尊崇自己。
这一点，皇帝们从古至今都是这样。古代的帝王一开始就把自己称为“天子”，表明自己是上天的儿子，不是人间的凡物。又把自己称为“陛下”，表示所有的人，都应该跪倒在自己的阶梯之下。
除此以外，皇帝还会在各个层面进行自尊。比如，他把自己自比为龙，自己的身体就是龙体。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金口玉言。帝王自称，只能是“朕”“孤”“寡人”等等。总之，所表达的，就是独一无二，别人不能替代。
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种自尊术。只要具有了足够的尊贵，别人就不能替代了。
古代皇帝的那些帝王师，都多次劝说皇帝，要实行“仁政”。只有“仁政”才能治理天下。但是，皇帝却非常清楚，所有让他执行“仁政”的，都是一种不靠谱的说法。皇帝是不能够仅仅实施仁政的，如果仅仅实施仁政天下，天下就不会安定。汉宣帝就公开对他的部下说，你们说什么仁政，汉家的办法，就是恩威并施。所谓恩威病死，事实上主要就是说立威。
皇帝要通过什么方式立威？就是要杀人，打压。只有不断打压那些在皇帝看来对皇帝有所冒犯的人，皇帝的威权才能够被立起来。如果不给予这些人打压，皇帝就不会看起来那么厉害。
当然了，皇帝想要驾驭臣下，不能够完全依靠暴力。固然，暴力是极为重要的，谁要是敢挑战皇权，所犯下的罪行就是最大的，“谋大逆”就是最大的罪，就是挑战皇权的表现，所以皇帝必须要有诉诸暴力。
但是光靠暴力是不行的，皇帝还必须要让文臣武将及天下的老百姓都觉得，自己能够获得的一切，全都是皇帝给予的。
大臣们能够封妻荫子，那是皇帝的分封。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能够吃饱肚子，那是皇帝的赏赐。没有皇帝，天下就不会太平，老百姓就衣食无着。有了皇帝，才有了主心骨，才有了依靠，老百姓才能丰衣足食，四季才能够风调雨顺。
以至于就算皇帝想杀掉某位大臣，这位大臣还必须要跪在地上，感谢皇帝，感谢皇帝杀掉他。似乎他的罪孽太大了，皇帝如果不杀掉他，这个世界就会毁灭一样。而如果赦免了某位大臣的罪行，那么，这位大臣必须要感恩戴德。八辈子祖宗都要感谢皇帝。
比如雍正皇帝想打击岳钟琪。他把岳钟琪抓起来，关了两年。最终，大臣们给岳钟琪判了一个“斩立决”，但是雍正却改过来，判他一个“斩监候”。这就是雍正要给予岳钟琪皇恩的表现。再比如，嘉庆给和珅列出了20条大罪，每一条大罪都足以诛灭九族。但是最终，嘉庆却仅仅是杀掉他一个人，而且还是让他自杀，相当于是留给他全尸。这也是一种施恩的表现。
平衡术是古代皇帝必须要掌握的一种统治技术。
什么是平衡术？就是皇帝不能够让某一方的势力太大，不能够偏向某一方，必须每一位大臣，他都要给予他们一定的权力，但是又不能给予他们太大的权力。甚至，皇帝还要怂恿大臣们互相攻击，进行权力争斗。表面上，皇帝要求大臣们必须要团结，但如果大臣们进行了权力争斗，皇帝反而更加高兴。
皇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目的就是要让朝中所有的人，都具有制衡力量。只有这些人能够受到制衡，他们的权力才不会变大，才不会对皇权构成威胁。这样，皇权才能够保持稳定。
明朝的皇帝，是最懂得采用这种权术的。明朝的党争是历朝历代最厉害的，但是虽然明朝的党争厉害，可是明朝的朝廷却比较稳定。万历皇帝30年不上朝，朝中居然能够风平浪静，天下也没有叛乱的现象。这就是因为明朝的皇帝，能够炉火纯青地使用平衡术的原因。
当然还有很多，不过以上四种，应该是古代皇帝最主要的帝王心术。
其他网友回答：术；在甲骨文中指代的是“道路”；后来意义产生了外延，表示“谋略”、方法；比如说成语“心术不正”，就是指“内心的谋略见不得人”。
古时候的“术士”往往救赎这样的人，比如说秦始皇当年就“坑杀”来不少这样专门从事招摇撞骗的“术士”。
那么，什么是帝王的心术以及他们的心术的核心又是什么呢？
帝王心术核心的内容其实就是如何“驾驭”群臣的方法；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分权制”或者叫做权利的“平衡术”；
上古时期以及西周乃至春秋战国都鲜见帝王的“心术”之说；因为一，那时候的民风淳朴，天下相对比较容易管理，甚至可以采取“禅让制”；
秦始皇统一以后，特别是汉代的皇帝，吸取了赵高专权的教训，帝王们也开始考虑如何使用“心术”来平衡各种关系；
什么关系呢？皇帝与宰相；文臣与武将；朝廷与后宫；宰相与宦官；等等等等。
汉朝有几个“少年天子”；因此，也成就了几位著名的“皇太后”干政；为了避免“后宫干政”，汉武帝竟然下令杀了太子的母亲——这就是帝王的心术；
唐朝的皇帝们吸取了前朝的教训继续让“分权制”进行到底；比如说唐玄宗在“开元天宝”年间就通常设立两个以上的宰相，一文一武，相互辖制。
宋朝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堪称心术的一绝——但是，这样的权利平衡却为宋朝的江山挖了一个天大的坑。
元朝的皇帝虽然是“外来的和尚”，但是也懂得这样的“心术”——设立两套班子也是为了平衡以及缓和民族矛盾。
到了明清这种“心术”已经被帝王们玩得炉火纯青了——比如说明朝的万历皇帝以及清朝的乾隆和雍正。
帝王们的心术，说白了就是如何让朝廷内外的各种势力相互制约；让这些势力之间达到一种暂时的平衡以便更好的服务皇帝的权利。
其他网友回答：严刑峻法如雷电之威，恩威并济乃帝王心术
其他网友回答：帝王之术的核心关键就是控制。这种控制并不是明确而具体的控制某一个阶级或者是某一个层级，其实是对整个中央制度下的国家进行控制。当然，封建帝王一个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控制疆域辽阔，人数众多的国家，尤其这个国家自古以来就有数千万人口。
主要的是依赖官僚体系和官僚制度帮助自己控制整个国家。官僚体系实际上也不能够满足对于整个帝国的控制，所以在基层官僚，地方的地主，富豪以及既得利益者合作下，联合共同治理民众。即使这在表面上向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度，也只不过这种分封制度的层级被保留下来，分封的基本制度早已经成为过去式。
我们也可以用道家的一些理论去还原帝王之术，那就是制衡与平衡。这种制衡就是在同一个层级内部相互制衡，比如说官僚有真正的行政官僚，军事官僚，同时也有监管这些官僚的官僚体系，部门和制度。官僚之间相互制裁，相互制衡，以保证整个官僚体系能够有效运转。在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有几分类似的关键部门发挥作用。
在中央集权的时代，这个部门还是正式的国家机构，但是等到了君主专制时期，尤其是元明清时期，这种制衡制度就演变成了皇帝的私人工具，比如说东厂，西厂。他们更多的是听命于皇帝个人的命令，虽然表面上也是国家机构，但是它却以正式的或者说与其他的国家机构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和任务上的不同。
民众也是如此。对于帝王来讲，民众分为地主和普通民众，本身就存在着地主帮帝王看管各地民众。督促工作，缴纳税收，而帝王则保护地区地主的财产安全，保证地区治安。双方是一种联合的关系，当这种联合被打破的时候，地方地主就会寻求自己的既得利益代言人，进而推翻整个政权，建立下一个政权。
在中国历史上，很多封建王朝的更迭都是地方力量过大，赢得众多地主们的支持，进而获得社会资源。最终获得王朝统治权的，所以封建帝王同时也对各地的地主保有一定的戒心，这种戒心一段时期以内都没有办法消弥，直到科举制的出现，因为科举制在其诞生的一千多年的历史里，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给这些地主带上的枷锁。
这些地主有地方特权，更有经济大权，但是他却没有政治权利，就对于地主而言，一直是一个家族缺陷。而在科举制最初实行的几百年里，能够参加科举的，除了中央的既得利益者们之外，就是这些地方有经济却没有政治权利的地主。他们想要通过科举制金榜题名，进而融入这个政权，使这个政权成为自己人，双方之间的合作就更为紧密。
在隋唐时期也出现了世族地主与寒门地主之间的政治斗争，而寒门地主就是通过科举制进入中央政权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唐朝时期爆发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牛李党争。之后王朝的统治者为了加大王朝的统治基础，连一些没有寒门经济力量的普通民众也纳入了科举制中来。
这些人没有任何证据背景和经济背景，他们最容易成为皇帝的忠实合作者，进而去对抗朝堂内部颇具实力的地主阶级。这一点在明朝和清朝更为显见，而对地区民众的控制和监督，除了来自官僚和地主之外，由于民众人数众多，帝王更不放心，于是又采取各种社会性质的手段，使民众之间相互监督。
其实以上说到的，由上自下的各种制衡和监督并不一定是监控的唯一手段。因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社会稳定才是最主要的。一个社会永远也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利益诉求，必然要牺牲小部分人的利益，而保证整个社会的平稳，同时也要每一个人让渡部分权利，以保证整个社会的正常发展。
虽然在官方上，一直认为封建政府和封建统治者通过各种手段压制民众，禁止民众聚集。尤其防着民众进行各种各样的暗地操作，但其实对于大部分的民众而言，他们也是认可的。因为民众当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因为正义，或者是因为某些邪恶的想法聚集在一起，企图推翻封建政府的时候，最容易遭受兵祸的并不是统治者，而恰恰是生活在这一个地区的老百姓。
他们能吃上一口饭，或者是家里还有一点余钱是绝对不愿意社会发生动乱的。所以即便政府做了一些对于他们来讲缺德的事儿，他们就愿意站在政府的一边，因为这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社会安稳。而这也是封建政权能够获取民心最主要的途径和前提。
只有当封建政权使得大部分民众的生活都出现问题的时候，民众才会逃无可逃，避无可避地走上革命的道路，追随民众当中的那些先锋领导者，推翻这个政权。否则，但凡有1%的可能，民众都不愿意与自己的政府为敌，而封建政府也能在这种民众的不断让步过程中享受自己二三百年的国祚。
其他网友回答：主要就是管理。也就是用人，分化人，打压人，杀人的的操作。
常用且实用的就是将群臣分化成两派，并运用合理的监察制度，确保王权保障。
用的最不好的要属汉朝。由于监察制度的缺失，使外戚宦官交替专权不断做大，给王朝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最后两大集团全部覆灭，士族集团崛起，并推翻了汉王朝的统治。
用的最好的要属明朝，东西二厂以及锦衣卫的强大监管制度，让百姓群臣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万历皇帝十五年不上朝也能让统治固若金汤，对外战事胜多败少，威扬四海。木匠皇帝朱由校天天在皇宫里做家具，也一样稳坐江山。唯一一个用不好的就是崇祯，杀了魏忠贤，使百官没了监管，最后导致民怨四起，被李自成推翻了统治。我们要引以为戒。
帝道：扶弱锄强。
也就是把各地方的比较弱的人群，扶持的强一点，把较强的人群弄的弱一点。从而造成弱的不太弱，强的不太强，就只有帝王自己强大了。
这被称为平衡术。
平衡术只适用于宏观层面上的调节。不适用于微观层面上的调节。
微观层面上的调节，用御人术，或驾驭术。也就是怎么样的叫人听自己的话。
但平衡术和驾驭术合起来，就是制衡术。
制衡术现在又成了：使用人和监督人两种方式。也就是被使用的人的旁边，有一个监督他的人存在。
更高明的就是自己的属下之间，互相监督，互相促进的把所要做的事情做成做好。
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让他做事的时候，再设立一个检举揭发他的方法。
实际上就是帝王所用的人之间，互相监督揭发彼此的过错，共同努力，把帝王所托付的事情做成做好。
这就如同企业单位的私人老板，用各种员工的时候，怎么样让员工努力工作，不犯错，又不贪财贪污，偷窃钱财和物品，以及弄虚作假。
这是帝王术。
而帝王的心术是，怎么样确保民强，国富。
因为民众有能力即能力强大以后，才能生产出更多更丰富的物质出来。
从而民众强大了，国家也就富有了。
但是帝王，只是一个人，怎么能管住几千万几个亿的人群呢？
所以，帝王只能用大臣们去管理官员们，让官员们去管理民众。
当有人解读帝王治理大臣，大臣治理官员，官员治理百姓的时候。就成了为国治民了。
为国治民在执行时，就形成一级一级的官员高高在上，去欺压老百姓，逼迫老百姓做东西搞生产了。
最终就形成一层层的官员向老百姓索要自需一切。并把所要的一切留出一部分上交给帝王使用。从而造成层层官吏们剥削欺压民众百姓了。
而帝王的本心，是让各级官员去为老百姓服务，保证他们劳动生产的顺畅顺利进行，达到民强国富的完成。
而各级官员们为国家治民，就成了向民众征收税赋，级级上交，最终交给皇帝的。从而构成积极盘剥老百姓的局面，并且打的旗号是为了帝王，更拥有一切。
这就是有些地方官打着为了国家的名义，向老百姓摊派赋税劳役的原因。有的官员甚至直接就以说自己就是国家，国家就是自己了。老百姓不能对抗国家，并且反抗他就是反抗国家了。
只不过当官员因为贪污和错误被撤职以后，他就不是国家也不是官员了，而是犯罪分子了。
这就是帝王治理官员，并不治理百姓的现象。而是帝王与百姓合起来，共同整治官员的贪污和错误行为。
只不过官员和文人共同叙述的时候，就成为官员和文人，共同为帝王帮助帝王治理百姓了。
事实上帝王只杀一些大臣和官员，并不与百姓相扯的。而民众也是反贪官不反皇帝的。
可见帝王心术是：怎么样让老百姓的生产能力制造能力强盛起来。
并且帝王是以：治理官吏，为治理国家的。
但文人和官员们的表述中就成了：代表帝王治理民众了。
这就如同现在各城市小区的物业一样，原本是为小区的居民生活的更舒畅，更方便服务而设立的。
但执行的时候和进行的时候，就变成了：小区居民不准乱说乱动，任意出入，只收费的一个机构了。
房屋漏水了，电梯坏了，居民找建筑商和电梯公司，去寻求解决。
水电暖气供应不好了，居民自己去水电暧公司去寻求解决。
小区居民丢东西了，有小区居民自己告诉谁是小偷于公安局，让公安局把他们抓起来。
物业只剩下：管治小区居民，乱说乱动，任意出入，和收费的单位组织了一样。
悟空问答看后咱也在上面留上点啥。
威海链 » 中国古代帝王心术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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