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对国家发展的作用有什么不同？

于01-30发布在栏目【经验】已阅0次

法律与道德是不可相互取代的，任何国家都必须是法律和道德并存，这是前提。说"儒法之争"其实并不恰当，两者并不是一个系统。要说有"争"的，应是"儒佛之争"。

春秋以前，是礼法并用，僭越礼制的行为也被视为违法，若是诸侯僭礼，"霸主"可以代天子行使征伐权。这就犹如混沌初开，法律与礼制的边界并不明显。

战国时期，法家产生并崛起，并掀起了各国变法的热潮，法律开始成了治国的手段，以商鞅变法为根基的秦国是其中的最大受益者，逐渐强大并建立大一统的国家。但秦法的严苛和精细在秦国已成习惯，推广到天下则把道德也归到法律范畴，对生活的管制过于严苛，一句话：受不了!

汉代以后，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其实是建立在对秦灭亡的反省上，顺应了历史潮流，并非董仲舒一己之力。"独尊儒术"也并非以儒治国，法律仍然存在并不断完善，只不过是把儒家学说提高到"官学"的高度。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是"国法"与"族法"共存的，在家族之中，族法甚至大于国法，就像我们在影视剧中了解到的鞭笞、禁闭、"浸猪笼"等刑法，其实都是"族法"，有很强的道德色彩。

儒家的作用，即使放在个人身上也不是立马见成效，就如同一个人熟读《论语》并没有马上成为君子一样，需要的是一辈子的体会反省和修身。放在国家层面也一样，儒家思想就像风筝的线，若有若无地控制着方向，有时候很用力，有时候却很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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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问古代，考虑到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那就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和法家思想来比较。

战国时期的周王室衰弱，诸侯国彼此争霸混战。为了强国，西陲弱国秦国孝公重用法家人物商鞅，实施变法，整顿律治，强兵黩武。而其它诸侯国，则崇尚纵横家、兵家等。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秦国最终实现了强国目的，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治六合，建立起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秦帝国。可见，乱世争霸中法家威力无边。

反观儒家，崇尚礼、仁，期望通过伦理教化恢复西周建立的周礼。要知道，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诸侯国间是靠军事实力说话，而不是依靠人们的伦理道德，彬彬有礼就可生存。另外，周王室的衰败就在眼前摆着，要诸侯国发扬周礼，走老路，怎么可能？因此，不管是儒家创始人孔子，还是被称为亚圣的孟子，先后周游列国游说，最后均以失败而告终。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学并未发挥治国安邦的作用。

直到西汉政权建立，国家已经统一，从公元前140年开始，汉武帝禁止国人向法家、纵横家、兵家等学派学习，并且不再任用以上学派的人为官。至此，法家开始逐步退出管理者的视野。同时，汉武帝开始采用大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治理国家，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儒学转变为经学，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巅峰，并成为两千年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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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属于主流文化，贯穿中国社会整个几千年的帝制历史进程中，是最重要的思想文化。

创立者，孔子和他的弟子。主演思想学说，是仁义礼智信。这个学说体系，为多数帝王统治者尊崇，并利用礼治，德治，人治，朝理国政。百姓，则以伦理道德规范自己的言行。

儒家思想，对古代中国的传教，根深蒂固，意义深远。到了近代，其思想，成为抵制外来侵略的重要内容，延迟了对外来其它先进思想的借鉴。到了现、当代，儒家文化，对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治理也有着重大影响，例如：现代企业治理等。正是由于吸收了外来的其它先进思想，儒家文化正在发挥着更加巨大的影响作用，其人文色彩，对我国周边国家影响巨大，正形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要的进步思想之一。

法家思想，是古代诸子百家重要的一家。代表人物李悝，商鞅等。主要学说是变法，依法治国，提出一定的平等理念，注重揭示人性恶的现实，其理论，对立于儒家思想。

法家思想，对于人性，诚信，义利的伦理要用于法制规定，并法布于众，这在古代，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皇权稳定，特别是当时历代的刑法，对社会的安定，起到了重要意义。古代依法治国的进步思想，同时，也在被当代社会所传承。

环顾古今，把古代的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的进步精髓，相互作用和结合，同时借鉴西方一些先进思想，形成具有社会主义特色中国，融入更广泛的国际世界，意义重大。中国近四十年的社会转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人类历史上，人类命运体，正在接受着中国文化的检验和洗礼。

（1989.9.28 中国发行 J162＜孔子＞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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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法两家为影响中华文深远的两大学派成熟于春秋末期。二家学派皆以“治世”为目的而方法不同。儒家讲究“礼义孝悌”忠君爱民，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不论亲疏。

法家代表人物有管仲，李斯，申不害商鞅，韩非等人，他们强调“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为了树立法令的尊严，商鞅曾下令在城门之南立一木柱，有人能扛至北门者赏五十金。所有人认为是诳骗之语，只有一人信其真，扛至北门果得五十金。从此法令在秦国得到广泛尊重。法家思想也被后来许多朝代统治者暗地接受。但是法家的做法触及了贵族们的利益特权，必然受到非议反对。而忠君爱民，讲究礼仪的儒家思想自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成为历代王朝推崇的主体思想而一统江湖。

儒家以孔子，孟子为首历代皆有集大成者。儒家学派的礼乐文化，深入中国人骨髓，从而使中国成为讲究礼仪的泱泱大国。由于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儒学发展到后来形成一套固步自封，排除异己打击反对者的虚伪之学而受到近代许多人的指责。

比较二家学派，法家注重强国富民以法为本，儒家崇尚礼教修身维护君权，二家各有擅长优劣。而去劣存优，外修儒礼内尚法治，做一个懂礼尊法的国家公民才是现代人应该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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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法家治国才是国富民强的根本。但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护了社会下层平民百姓的利益，就会损害部分权贵集团的利益，而统治国家的实际权利恰恰掌握在权贵集团手里，顺理成章的，绝大多数权贵阶级是没有天下为公的觉悟的，所以，必然的结果就是他们要争取自己的利益，破坏人人平等的法治体系。

反对法治的人，不会傻到公开的宣传私情，更不会明面上反对平等公正。而对于他们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两个，一个是鼓吹德治（个人的感情为基础），德治的理论来源就是仁义、孝道。第二个就是树立榜样（这个办法特别绝妙），既在表面上宣传了正能量，暗地中又可以规避权力机构的责任，真是皆大欢喜。这个可能有这朋友会不明白，我就简单举一个例子，武训就是这样的一个好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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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要用历史的实际来识。“儒家”思想对维护国家的秩序具有极大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近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去感受。至于“法家”思想，我们可以从古代秦国的崛起去识。秦国是一个偏远的牧马之地，无资源，无文明，农业极其落后，这些状况使数代贏氏心中不甘。自从秦襄公领军队救护周平王，周王朝为感激秦襄公便封秦为诸侯国。后来秦穆公广招人材，使七十岁的百里奚任相国，又任蹇叔为上大夫，开创了秦国治国的大政。穆公后的几代都在挖掘当世的人才。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人才的治国根本，几乎全是“法家思想”。我想“儒家”和“法家”在国家统治的作用，应该如历史的情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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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人的分析，不管是儒家思想还是法学的治国思想，各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国家就是纳贤纳智也难以使其真正得到施策，原因还是封建帝统制，制约了材能与智慧，让民接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思维逻辑来推行帝王的统治，民没有独特发挥的权力，理论再好制度不行也不能真正发挥其效能，如果真正是以民为本限制施政者的特权，国家不会搞不好也没道理搞不好，不管是法儒两大思想都有它的精华所在，一切都归于没落封建帝制束缚了发展和前进的速度，每一次政权更迭都是人民在起重要作用，与民让利一些，没有将权力真正控制在法治和制度的笼子里，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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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奴民，佛家愚民统治者的宝贝，几千年来统治者就是拿着这个宝贝来领导我们这民族的，不放弃我们的民族永远不会强大，唯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希望，当然还要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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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两千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儒法之争史。儒家和法家思想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说法家思想。

法家思想一言蔽之：捍卫君权，奴役臣民。方法是用1+3。

1是一个条件，即势：让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力。法家创立的郡县制，就是把天下的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

3是刑罚、阴谋诡计、愚民。刑罚和阴谋诡计是奴役臣民的低级手段。愚民才是高级手段。其目的是使人民成为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任由君主驱使。

【《狼犬丹尼》完美的诠释了法家思想的真谛】

法家主张尚奸，即选拔重用奸恶之人。尚奸必出恶政。恶政包括驭民六术：贫民、弱民、疲民、辱民、愚民、虐民。其中核心是愚民。

法家是让臣民做狗奴才。韩非子谓之：从主之法，顺主之为，专心于事主者，为忠臣。寡闻从令。

韩非子又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

韩非子甚至提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主而诛臣，焉有过！

法家主张法律体现君主的意志，君主必须牢牢钳制刑罚，宁枉勿纵，夷族连坐。法家无疑是民主、法治的头号死敌。

再介绍儒家思想。

儒家与法家的观点针锋相对，水火不容。

儒家提倡约束和限制君权。孔子曰：君君、臣臣。首先，以君道的标准约束君主。然后，再以臣道的标准约束臣子。就是以礼法把权力关进牢笼。而人民却拥有广泛的自由——礼不下庶人。今日谓之——宪政。

儒家还提倡立法为民，司法独立，疑罪从无，不罪无辜。孔子才是人类法治思想的鼻祖。

法家是捍卫君权，奴役臣民。儒家的观点恰恰相反。主张暴政虐民的君主必须诛杀。孔子谓之汤武革命。

下面，再介绍儒家、法家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

一、古代。

秦始皇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的诽谤之法，夷族连坐之法，告奸之法。这是中国法治史，乃至华夏文明史上一次巨大的倒退。秦始皇把中华带入炼狱。

汉文帝时，儒家大师丞相张苍放开言论。废除诽谤之法。废除告奸之法、夷族连坐之法。这是中国法治史上一次巨大的进步。

汉武帝时，法家酷吏张汤再立诽谤之法，告奸之法，夷族连坐之法。再次把中国带入炼狱。

隋文帝时，再次废除秦始皇创立诽谤之法。鄙弃法家思想的隋文帝开创了隋唐盛世。

明清时期，再立诽谤之法。

《大明王朝1966》开头，周云逸因诽谤朝廷。被挺杖打死。周云逸就是于秦始皇创立的诽谤之法。

二、当代。

儒家与法家在当今社会也有一次剧烈的碰撞——聂树斌案。

在《荀子-致士》篇中指出，在司法实践中，一定要量刑恰当。若作不到量刑恰当。应“与其害善，不若利淫。”这一疑罪从无的思想并非荀子首创，而是源自孔子。孔子向弟子仲弓教授法治思想时，曾引用《尚书》之言：“大辟，疑，赦。五刑，疑，赦。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其依据是“死者不可生，断者不可续”，所以在审案时要“求其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孔子疑罪从无利于被告的无罪推定论，比古罗马领先了500年。比西方法治思想奠基人孟德斯鸠领先了1800年。客观上也体现了儒家对最基本人权——生命权的尊重。与法家“刑用于将过”的宁枉勿纵主张针锋相对。【秦始皇为何禁毁诗书及百家言，不言而喻】

1994年，聂树斌因自行车颜色与罪犯相同。被判处强奸杀人罪。1995年被枪毙。这体现了法家宁枉勿纵的思想。 1996年，中国修改《刑法》。证据不充分时，法院应当对被告做出无罪的判决。 2005年，真凶王书金承落网。2013年9月27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王书金非聂树斌案真凶。依然认定聂树斌是真凶（河北高院信奉法家）。2014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聂树斌案进行复查。2016年，山东高院宣判聂树斌无罪（山东高院信奉儒家）。

儒家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剧烈碰撞，最终儒家文化获胜。这是中国法治史上一次巨大的进步。

害死聂树斌的元凶，其实是商鞅和韩非子。商鞅谓之：刑用于将过，则大奸不生。韩非子谓之：禁奸于未萌。

法家是法治的头号死敌。孔子才是人类法治思想的鼻祖。

【害死聂树斌的罪魁祸首——商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