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腐朽帝制是“儒表法里”,但现代人为法家开脱,把黑锅都扣到儒家头上,对此你怎么看?

01-30发布在栏目【经验】 已阅0

说到儒家思想,很多人都会认为那是中国人两千多年帝制时代的统治思想。其实这两者并不能划等号。

我可以明确地讲:中国两千年的帝制,如果从统治的构架和具体的统治手段来讲,延续中国两千年的深入骨髓的其实是法家那一套,采用的尽是法术势。中国两千年来,所谓的统治思想其实是:儒表法里。

为什么这么说:这要从两个方面来说:

一,汉武帝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背景。秦为什么统一天下十五年旋即败亡。从统治思想的方面来看不能不说是,秦所崇尚的法家之治在天下一统之后,不能很好调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冲突。汉承秦制,也就是继承了秦的典章与统治架构,同时就不得不采用法家的治国之道。而法家,由于过于讲究权谋势术,使得统治过于生猛,导至天下不稳。因此在意识形态上要一套修正的理论以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对法家一套进行包装修正。汉初采用黄老的无为之治,黄老偏于无为消极。经历了汉初的七王之乱之后,至武帝才确立了儒学的独尊地位。因为儒术是从人的最最亲近点的孝字出发,一下切中人性的要害,最易为大众接受,包装修正效果最佳。但在具体的统治技术上并未否定法家的治国之道。

二,从儒法两家的具体内容来看待。 儒学说到底就四个字忠孝仁义,是一种伦理哲学,讲究修身治国平天下。但具体到统治技术手段上比较疏空。这也是在春秋战国之时,儒生并没有什么当大官的人。而法家恰好在这一点上强过了儒家,法家讲究法术势,也就是具体怎么管理。中国帝制时期特有的师爷现象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儒家在治术上的疏空。也正因为儒法两家在意识形态与具体的治术上的互补,就形成了中国统治文化的儒表法里现象。

儒表法里延抻到现代企业管理,应该很有启发。如果把人性化管理比作儒家方式,把纪律制度等的刚性管理比作法家的话,如何做到它们的无缝对接是每个管理者需要探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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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教书学文化,法治理国家,两吗事,国家政权掌握在官员手里,腐败的王朝制度断送了国家命運,课文应适应時代需要改与不改是政府的事,与历史文化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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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历来统治阶级,需求的是儒家统治管理和治国,说的是满囗的仁义道德,其实都是表里不一,对下愚之人,都是黑人心的对待,除了剥削与压追,到时,其镇压也是很残忍的。这就儒外法内。后来,儒法互用,而诉啧于对方,这就是造成中国历史上,治国的复杂性,和隐避性。可是,如今世界,特别是世界的西方,把利益看得很直接,你中国的儒法一套,根本就不顾一稍,以毫无用处。所以,中国人的现有观念,特别是在跟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必须得悠着点儿,才不总是站在被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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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扣到儒家头上肯定是不对的。

这么说吧,一个国家统治的主要构成是什么,当然是既牢牢掌握话语权,占据意识形态高点,又获得制度等上层建筑和外部硬核经济、军事等物质实力的支持,不然为何历代中国帝王都在寻求统治权合法性?从大一统、夷夏之防、儒家礼文化进行宣传等等,就是为了获取正统资格。


你看清代到雍正时,雍正皇帝就在《大义觉迷录》里一直主张“华夷一家”,以消弭汉人的文化优越感,宣扬清朝正统性。



当然,乾隆又对雍正的一些做法进行了否定,北美的“新清史”学者们就是以此为基石,刻意描述乾隆作为一个客观的帝王形象,否定”汉化“,认为乾隆是将自己塑造成中国皇帝、法轮王、满蒙可汗等多种角色,而不仅仅是中国皇帝。

不可否认,乾隆的做法也是在前代帝王已经打下牢固的统治合法性基础之上。



中国几千年专制皇权与法家也有不可脱离的关系,法律的执行很大程度都在为皇权以及国家服务,所以古代中国是非常重视刑法而轻视民法的,这与古罗马有很大不同。



总而言之,古代也好,当今中国也罢,其统治方式是比较复杂的。儒家文化绝不只是起到意识形态作用,而是渗透到国家与社会方方面面;法家观点也绝不只在这个国家制度层面才运行。一个国家的正常运营既需要软核也需要硬核。在对过去纠乱反正时,而把锅叩在某一个学说或某一人身上都是值得审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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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说至宋以来中国教育都是儒家教育,从帝王到贫民。那么在如此教育之下仍然不能够完全儒家治国,能说明的一是儒家无能,二是儒生都是叛徒,都是儒生竟然不反对法家思想在儒生中流传。自己只能做表而不做里。当然,这几句是抬杠话,针对儒家望文生义推卸历史罪责而说的。

实际上儒表法里的说法是指秦国在君县与分封之争中后世都不在分封的结果。因分封死的人太多了,而导致儒家再也不敢主张周礼的分封了。只能接受这个结果。

汉朝儒家说秦国灭亡因没有接受儒家思想,周朝八百年就是分封的结果。刘邦接受这个观点,分封几个异性王,结果基本上都造反了。连韩信也是不放心给杀了。又总结弄了一个非刘不封,结果几代之后又是造反,汉武帝搞了一个推恩令王爷们老实了许多。东汉刘秀喜欢儒家又恢复了,结果又是七八个王爷之乱。再之后就不给王爷们封地以及实权了,只能郡县制。不过儒家教育的影响并不死心,到了清末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又搞了一次分封,还没打败清朝,几个王又内讧,还不接受教训又封了一千多个王。结果完蛋。

从历史上的这些事实来说在我们看到儒家的愚昧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教育的延续性是多么强大,如果今天还进行儒家教育,分封的主张说不定什么年代又出来了。别觉得不可能,儒家能教育出阵前读论语一退敌军的儒生,什么可能都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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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一点,儒家的地位并不完全是两千多年来一脉相承地是主流政治,且不说汉武帝独尊儒术(其实这个观点也有人质疑,后面再说)之前秦尚法,文景尚黄老。

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统治地位逐渐上升,至西汉末年到东汉前期达到顶峰,这里出现了第一个争议

有人说汉书中记载罢黜百家是班固为董仲舒邀功,当时汉武帝只是尊崇儒术,并没有打压百家,他们的论据主要是东方朔,主父偃这种典型的非儒家人物也受到汉武帝重用。

也有人坚持汉书记载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时候的儒术经过董仲舒等人的整理已经融合了道家(天人感应),法家(律法),阴阳家(五行轮转)的一些内容,虽称为儒家,已然不再是孔子之儒。至扬雄作太玄,法言,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儒家是统治地位。

到东汉末年,时局动荡,儒家的统治地位已经大不如前,就连孔子的后人孔融都说出:父亲对于儿女来讲有什么关系,仅仅是发情而已。母亲对于儿女来讲也没什么关系,仅仅是容器而已。(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中,出则离矣)

因此曹魏以及后面的司马氏还包括诸葛亮治下的蜀汉都是法家统治。

到了魏晋南北朝,谈玄成为了风尚,这时候纬谶学风起,儒家差一点成为了宗教,多亏当时比较理智的儒生强行根据儒家经典把这一风尚拉回来。

过了南北朝,直到唐太宗重修儒家经典,儒家的统治地位才重新确立,同时李唐尊老子李耳为先祖,道教也就成了国教。

到中唐韩柳为首的文人掀起古文运动,提倡尊孔尚儒。

即到宋代,理学大兴,有朱子之儒,王阳明心学之儒等等。

明清尊朱子之儒。

因此我们一般抨击的都是明清的朱子之儒。至于孔子之儒,读遍五经的已经不多见了,读了董仲舒注释的更是少见,读过唐十三经的更是凤毛麟角。近些年阳明心学大盛,可能有些人对他有些微了解。

可以这么说吧,切实了解过儒学到经学再到理学这个脉络的人可能没太多会骂儒学,反而是那些什么都没看过的,道听途说一些东西就深以为得到了真理,开始狂批儒学。

说完儒家,那么法家为什么看起来没什么动静,又为什么那么多人说法家是本质。

首先说明法家和厚黑学不是一回事。

儒家的初衷是人性本善,要靠人们的自觉来维持秩序;人本无知,要用礼制来约束人民的行为。

法家的初衷是人性自私,所以要用法来约束民众的自私;人性贪财,所以要用赏来激励民众。

介于二者之间的是荀子,他虽然认为人性本恶,但是他认为人人都有教导向善的潜力,应该加强教化。

很明显在我国后面的历史里是儒法并用的,家事用礼,社会用法。很多时候礼解决不了的才会用到法,这也是族长存在的意义。

而历史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每次大一统,都必然会提一下儒家的地位,每次乱世,都得靠法家来约束民众,激励士兵。

由上可以看出,其实儒家法家的东西到后世都融合在一起了,只不过在治世用儒家的部分巩固思想,让民众不闹事。真到了乱世,就要用法家的部分来激励战卒,划定底线。

二者互为表里,根据时代环境的不同互相转换,谁为表谁为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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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讲仁义礼智信,我觉得没什么错,错的是我们人,错的是统治者,至于我们国家为什么没有现代科学,那时因为我们笨,我们民族没有寻根问底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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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在做祟!

因为儒家思想可以让皇帝体会到拥有权力的快感,可以让任何一个皇帝充满愉悦,而且不必担心自己被别人从龙椅上拉下来。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

秦朝依奉法家而强国,但是后世人,尤其是汉朝君臣讨论秦朝灭亡的原因,也归咎于法家,即严苛,残暴。

但是有一个被人故意忽略的问题,就是秦国的强大是因为存在危机意识,所以历代君主均励精图治,这个励精图治的表现形式是不是以必须严苛或残暴为表现方式?

当时的有识之士不确定法家思想和严苛残暴是否存在必然关联。再加上汉朝初定,所以纷纷采取无为而治这个唯一不会出错的治国理念。

直到汉高祖五年,出现了一个一直被忽略的大神。

叔孙通,简言之,他高举儒家的大旗,对儒家学说进行了改进和升级,把其中的形式主义以道德的名义进行重组,也就是说,叔孙通对儒家思想进行了一次改革。

这个改革是专门为拍马屁而生,因为这个改革带有明显的政治投机意味。

改革之后,儒家思想并没有多大变化,只不过有了侧重点。

规矩!

而在这个规矩里还有一套不能明说的默认规则,称之为官场潜规则!

效果真特么好!刘邦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是的,刘邦是第一个从儒家思想里尝到甜头的人!

儒家思想真的那么甜么?

未必!

正确的解释是叔孙通很甜!

初降刘邦时,叔孙通穿儒装,刘邦着着烦。然后叔孙通很乖,换了短装,刘邦见了很高兴。

领导喜不喜欢,比德操更为重要。不是么?

第二个细节是叔孙通为刘邦制定君臣之别时,他的学生反对道:“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这个学生说了一事实,就是叔孙通这个儒家宗师本身就不忠,前后换了十任主子。而且都是靠拍马屁成就富贵的。现在天下刚定,只有朝庭积累百年功德以后,才是制订礼乐的好时机。叔孙通笑着说了一句大实话

不知时变!

这一句话细思极恐!其真正的潜台词是,儒家思想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可以变成一种工具。

让皇帝喜欢,让臣子富贵,让叔孙通飞黄腾达的工具!

不论哪一种思想或学说,只要能让上面或皇帝开心,就是好思想,就是好学说,就是知时变!

知时变才是重中之重。

既然儒家思想可以升级或改版,那么法家呢?是否可剔除严苛和残暴的部分,来一次晋级呢?

可以!

谁说不可以?

但是法家没有叔孙通啊!

法家连一个深悉人性的人都没有!

显然,为了抵制法家思想的上位,必须要对法家进行批判。怎么批判呢?把法家和秦国的灭亡死死地捆在一起就可以了。

秦国的灭亡就是因为采用了法家的学说,只要这个结论成立,那么法家永无出头之日,至于兵家,对皇权无碍,至于墨家,哪怕皇帝喜欢粗茶淡饭呢?

算尽了人性!

皇帝也是人,只要是人,尝到了权力的快感,一定害怕并恐惧失去权力的痛苦,再牛B的皇帝也不例外。

所以,对于皇帝而言,他必须依附儒家才可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忠,义,仁,孝,礼,尤其是忠,仁,礼,如果天下人都信奉了儒家思想。

大汉江山岂不永固!

所以,历代皇帝可推翻前朝的政权,但绝对不会推翻前朝的理论。因为皇帝也是人

他需要并喜欢权力带来的快感,需要感官上灵魂上得到愉悦和满足,他需要安全地享受这一些。

儒家,哪里是社会需要,国家需要,明明皇帝需要。

至于所谓的道德,修养和情操,无非是夏娃大腿间的树叶而已,需要的时候戴上,不需要的时候拿下就是了!

法家?

对不起了!

既然给不了我幸福,我便放你一条死路。

在人性面前,家国,正义,良知,道德,公平,全是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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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种种帽子不是法家扣的,是人民扣的,为什么扣,请儒家自己掂量。法家早已沉寂千年,退出了权利中心,若法家治国,严重腐败会剥皮抽筋,严重诈骗会终身流放。

中国法家是世界最早主张依法治国的一批人,他们创造了世界最早的成文法典,确立了从原始社会到人文社会的根本,但他们在中国所受的待遇,比焚书坑儒要悲惨千万倍,因为最能让帝王忌惮的就是法。法家对天朝已经死心,不再追求政治理想,而是隐居山林闹市。不服的就请自己找吧,找到一个就算你牛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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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落后,就是腐朽的中国式的封建帝制造成的,与儒家思想和法家学说无半毛钱的关系。中国式的腐朽帝制的根本特性就是集权,天下之土、天下之人均属于皇家,并且外人不得干涉,这也就是中国帝王喜欢大统一的思想基础。而他集的不仅仅是政治权力,也包括经济权力,而这种集权模式不允许任何力量的制约,也不允许别人分享的,即是都是统治阶级的大地主也不许参与共享。急流勇退是一种最大的,最符合道德的奖励模式,天下已定,帝位已稳,有功之臣连个统治阶级都不让做。商人在中国没有形成一股势力,就是没有对经济资源调配的权力,导致商人必须依附官僚机构才能存在。现在如果有人让儒家背黑锅,其实是偷换概念,或者不了解客观情况。如果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平等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其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法的制度也是有阶级性的,它的制定必须满足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为了调和阶级矛盾,必然要包含各阶层的意识形态,法律的解释条文却包含宽容心,仁爱心,这里便出现了儒家道德的文学性。在中国古代,一旦出现叛乱,威胁皇帝政权,什么学说都撇在一旁,就是禽兽主义。明清时期,株连九族,灭门惨案时常发生。中国的法的思想基础与西方法的思想基础是不一样的,法的制定方式也不同,执行方式更是不同。有时候讨论的名词一样,但实质就不是同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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