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没有从别的国家的史料里发现关于中国的、重要的、我们没记载的历史?

01-30发布在栏目【经验】 已阅0

尼克松曾说:“判断社会制度的优劣,不用进行意识形态论证,看同一个民族建立的两个国家,人们往哪里跑,就一清二楚了”。

50年代末开始,东德每年有十几万、几十万国民越过还没有封闭的边畀逃向西德,直至1990年3月,东德与西德统一。

西德的富足与繁华,并非东德民众大逃亡并最终“亡党亡国”的最主要诱因,严重的社会不公、官倷阶层的特权与腐败,令人窒息的政治高压,看不到前途和出路等,才是最重要因素。

西德的持续辉煌,最重要的并非政府首脑和内阁成员个人能力有多强,制度和政策才是最关键的因素。

东德与西德统一,是正义统一了邪恶!是富裕统一了贫穷!是光明统一了黑暗!是民主统一了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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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乌海之战

苏定方乌海之战是1900年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吐蕃文历史文书记载的一场古代战争,然而关于这场大战的资料在汉文史籍中均没有记载,敦煌遗书的描述因此已无法进行对照考证,成了学术界未解之谜。相关译文可参考以下两部译著:

一、“至羊年(高宗显庆四年,659年),赞普驻于乍之鹿园。大论东赞驻吐谷浑。达延莽布支于乌海东如与唐廷苏定方交战,达延战死,且以八万败于一千。一年。”——参见黄布凡、马德合著的《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编年史第十条(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

二、“及至羊年,(高宗显庆四年,己未,659年),赞普驻于‘札’之鹿苑,大论东赞前往吐谷浑(阿豺)。达延莽布支于乌海之‘东岱’处与唐朝苏定方交战。达延亦死,以八万之众败于一千。是为一年。”——参见王尧、陈践践译注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增订本,民族出版社,1992年)。

从西藏史料看苏定方与吐蕃其实发生过两次交战。

659乌海一战可以确定存在: 这个白纸黑字写着,《吐蕃大事纪年》谓以苏定方一千击败达延八万,《唐吐蕃重要文献选辑》谓苏定方和达延交战,交战之后,达延的部落人口由八万锐减到一千。综合两书记载,苏定方与达延在乌海交战,以1000击败80000,交战之后,80000锐减到1000 。有人说是藏学者王尧等人翻译错误,但王尧的藏学水准是公认的,再说他是逐词翻译,出错的可能性较小。1989年出版的《吐蕃史》,也说明了苏定方与达延乌海一战,大败达延,达延损失惨重。

另外667与噶尔·东赞、论钦陵交手一战倒值得研究,此战同样是发生在大非川之前的唐、蕃大战(新旧《唐书》、《通鉴》等汉史诸书皆不载):

据《西藏王臣记》记载:【伦布噶(即禄东赞)为报此恨,又率领藏军十万,大袭唐军,噶尔卒于军中。此后又盛传唐军入藏,急将觉阿释加像迎至神变寺,藏于南镜门内,以泥封门,别绘一文殊像以掩之。未儿,唐军果至,纵火烧布达拉宫,未能将觉阿佛像迎走,乃将不动佛像运至半日程地】。

(注释:1、噶尔卒:《敦煌本历史文书》仅载:“兔年(667),大伦东赞逝于日布”(该书17页))。2、唐军入藏:松赞干布去世,芒松芒赞继位,其间约20年,汉藏之间几乎没有发生过大的冲突,只有咸亨元年(670)大非川之役,而这也是因为吐蕃与吐谷浑不和,唐廷未为与夺,吐蕃怨怒,才引起兵祸,然战事亦只在青海境内进行,并未闻有唐兵入藏之事。《敦煌本历史文书》亦无此类记载,也可能是属于虚构或误会。芒松芒赞二十七岁时,逝于后藏之八狼岗)。

《新红史》中也有这个记载,吐蕃出兵十万攻唐记载吻合,但不是发生在芒松芒赞时期,而是发生他儿子时期.... 而且里面出兵的大臣叫噶尔(其实就是禄东赞)。

与禄东赞大战之后,《西藏王臣记》、《新红史》等藏方史料记载唐军入藏,直入吐蕃首都,纵火烧布达拉宫。这种事,如果属实的话,除了663年后担任安集大使防备吐蕃的唐军统帅苏定方(亦可能他派遣其他将领入藏)还能是谁做的? 在大胜禄东赞之后,苏定方趁机深入吐蕃,打到首都,纵火烧布达拉宫……

《白史》也记载,吐蕃灭吐谷浑后,苏定方就被调去防备他们。时间、空间都支持双方有摩擦的可能性。再根据苏定方、噶尔·东赞二人卒年皆在667年(乾封二年),可认定他们这个时间有交手的可能性。

不过《新红史》2003版学者注释里对此说有疑问,学者认为唐军入藏拉萨不实,是藏人将汉史翻译错误所导致,据《汉藏文书》,里面藏人翻译《新唐书·吐蕃传》,提到薛仁贵率百万唐军,被论钦陵击败。还把薛仁贵的官名翻译成了他进攻吐蕃拉萨的意思.... 不过对此保留意见,《西藏王臣记》里说了,唐军攻藏,是在禄东赞兵败身死之时,即667这段时间,不是《新红史》里学者注释所言的670这段时间,由于西藏史书都没写时间的,所以只能根据前后文自己推测,人物卒年成了很重要的参考依据。

第二段文字他否定了禄东赞与唐军交手,大谬特谬!不与薛仁贵交手(670)并不代表不与其他唐军交手! 而且当时的学者资料有限,看一史否定一史,说服力不强,事实恰巧是,第二段注释文字说明了禄东赞在该卒年(667)与唐军发生交手的可能性,这个人,自然就是苏定方!

另有【西藏寺庙中保留的吐蕃大将在打败薛仁贵后,写给松赞干布的书信中忆苦思甜的回忆道: 当年唐军将领苏定方在世时,以八千骑兵与我吐蕃十万精锐交战,大战之后,我吐蕃十万精锐仅仅只剩八千】。论钦陵在670忆苦思甜说,当年我吐蕃十万精锐与苏定方八千人交手,最后剩下八千!就是感慨自己老爸当年被苏定方打得体无完肤的时候.... 按史书记载,禄东赞与唐军作战期间死于军中(阵亡或病死于军中)。

这两场都是汉史诸书皆不载的苏定方赫赫战功,如果不是吐蕃史料,恐怕永远只能埋没于历史黄尘中了,参考《资治通鉴》、《新唐书·吐蕃传》该年(667)吐蕃战事: “生羌十二州为吐蕃所破。” “自是岁入边,尽破有诸羌十二州。”结合西藏史料,噶尔·东赞发兵十万寇唐,打下的应该就是这些“生羌十二州”,随即和苏定方发生遭遇战,《新红史》、《西藏王臣记》皆指出禄东赞于667率十万吐蕃军与唐军作战,并卒于军中。《资治通鉴》、《新唐书》、《白史》佐证禄东赞攻吐谷浑之时,唐朝调苏定方防备吐蕃,论证两人交手时间与空间上的可能性,西藏寺庙中的文书指出,论钦陵打败薛仁贵后忆苦思甜,回忆当年吐蕃十万大军与苏定方八千交战,最后被歼72000,只剩8000 根据战斗的惨烈状况。再参考《新红史》、《西藏王臣记》、《白史》中的记载,可以确定,667年发生的唐与吐蕃之战,为苏定方8000大败禄东赞100000,歼灭72000,只剩8000,禄东赞本人也因此战而死(参考《新红史》注释)。

苏定方乌海一战1000大破吐蕃8万,领兵的吐蕃副大相达延战死,惨败震动吐蕃朝野,吐蕃大相禄东赞被迫暂时去职,达延是吐蕃的副大相,是当时吐蕃政权的三号人物,位高权重。禄东赞是吐蕃的权相,噶尔家族在吐蕃专权四十余年,当时吐蕃赞普尚幼,此战震动过大,禄东赞有必要暂时辞职,就像街亭之败,诸葛亮需要自贬?这并没有妨碍噶尔家族继续专权。 至于苏定方为什么战绩被埋没,要考虑到此战苏定方带兵非常少,斩获不会太多,虽然重创了达延,但由于消息的闭塞,不知道他最后因此死了,唐朝方面就认为没有多少功劳的可能性。 再说苏定方事迹被埋没,史有明证,在编撰旧唐书的时候,史学家就感叹:邢国公神略翕传,雄谋勘定,辅平屯难,始终成业。疏封陟位,未畅茂典,盖缺如也。 苏定方和许敬宗,李义府关系不错,而到他病逝的时候,唐朝当权的恰好是这两位的政敌刘仁轨等人,所以他病逝,李治都没有及时知道,后来又以许敬宗修史不实,又是刘仁轨等人监修国史,进行纠正,苏定方一些战功被埋没有什么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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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本书是吴晗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清修《明史》,把它自己祖先这三百年间的历史都隐没了,窜改了,歪曲了,为的是好证明清朝的祖先从来没有臣属于明朝,没有受过明朝的封号,进一步强调建州地区从来不属于明朝的版图等等政治企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修《四库全书》的时候,把明人有关建州的真实史料都作了一番安排,办法多种多样,一种是毁板,禁止流通;一种是把书中有关地方抽掉,弄成残废;一种是把有关文字删去或改写。推而广之,连明朝以前有关女真历史的著作也连带遭殃,不是被删节便是被窜改了。

  1932年,吴晗在北平图书馆意外发现了《李朝实录》,充分意识到此书的重要性。他希望通过对该书中“中国、朝鲜和朝鲜与建州、建州与明的史料”(11)的辑录,理清清朝建国前的历史,重写建州史,以证明东北三省自明朝起就是中国的领土,实现学术救国的理想。故而从1932年开始,吴晗利用周六、周日的时间,去北图抄录《李朝实录》中的有关史料,风雨无阻,坚持了四年,一直到1936年,前后抄了80本,抄到《李朝实录》第498册,1649年止(12),定名为《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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