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君权天授”和西方古代的“君权神授”有什么区别？谁更先进？

于01-30发布在栏目【经验】已阅0次

中国和西方确实都有过一套“君权神授”的理论，两者都是为了政权的合法性而生，但是其中区别也很大。

中国早在殷商时期就认为有一个主宰人间的“帝”的存在，君主的权力是“帝”的赐予。但是这个“帝”在周代以后概念从宗教性的“帝”变成了伦理性的“天”，此后的中国的天意、天命就并非是人格神一样的存在。

直到后来，儒家思想占据主流，儒家讲究“子不语怪力乱神”，将天看为一种“理”，把“民”的影响力抬高。

西方的“君权神授”则不然，它们的“君权神授”思想来源于他们传统的神权文化传统。到后来基督教兴起，成为了影响力最大的宗派，此后浓厚的人神区别体现得更加分明，上帝成为了宇宙唯一的人格化的神。

在这一套理论下，人处于绝对渺小和服从的地位，最终酝酿出了基督教的神权政治传统。

总的来说，中国的“君权神授”植根与“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并不向西方的“君权神授”一样有着强制性，无法向君主提供一种宗教光环。

同样的，西方的君权既能受到神权保护，也会受到神权的压制，中国自殷商以后，这种现象就极少出现，是一个非常世俗的国家，从这一点来说，中国更为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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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皇帝不称朕，专注史评与时评

“天”的观念是周代产生的，在之前的商代，商王们信奉的最高神（至上神），是“帝”（上帝）——看官莫一看“上帝”二字，就以为是西方的耶和华噢！

殷（商）人的祖先神和至上神是一元的，即“帝”以商王的祖先为原型；殷人认为，他们的先祖死后，可以“宾于帝”（升上天，成为帝之贵客）。这表明，“上帝”是将原殷人部族的保护神上升为国家神而形成的，历经整个商代，两者都没能实现分离（而后世宗庙祭祀与国家神祇祭祀是两个不同系统）。

由于祖先神与至上神混为一体，使得商王误以为上帝的眷爱基于血统，是永远不会发生变化的。这就是为什么商纣王在周族大军兵临城下时，尚大言不惭地说“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勘黎》）他到死都不相信，还以为“天命在我”，商朝不可能亡国。

然而上帝最终抛弃了殷商，牧野之战失败后，纣王自焚而亡。

商王迷信祖先神与至上神一体的“帝”，但还是被上帝抛弃了。周克商而奄有天下，祖先神与至上神实现二元的分化，以割断商人与至上神的血缘关系，以此表明上帝授命非商人可以专有。

周人改造商人的上帝观，发明了新的至上神——“天”，并形成了“天命靡常”“天命有德”的观念；周人心目中的“天”，与“帝”一样，是自然与人间的最高主宰，然而“天命予夺”的依据则不同：商人的帝因为与商王具有血缘联系，天命必然专注于商；周人则认为，上天更关注人王的政行（即“德”），并以此为天命维持或转移的依据。

（武王伐纣不是光靠武力的，他所拥有的强大的精神支柱，就是“天命”/皇帝不称朕）

周人的“天命观”对后世影响很大，以后的皇帝皆称“天子”，天子受天命统治下民，但天子必须有德，一旦失德，天命就可能发生转移（上天会先通过灾异予以警告），王朝也就将失去统治的合法性，为新的“受命”王朝所取代。

这是古代中国人的一套政治理论，大体为儒家的论说，但儒家政治伦理中的“天”，却是缥缈虚无的，与道教、佛教的尊神体系存在实体形象（偶像）大不一样。历代君主可能会信奉道或释，但授予他统治权威的，却不是道教的上清或佛教的佛祖，而是更加神秘的“天”。

无论对“帝”还是“天”的信仰，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君权正统性的依据，是对君权权威的合理性解释。天子作为“帝”与“天”在人间的代言人，享受绝对的和最高的权力，而且他们与“天命”之间不存在任何中介的角色（如皇帝直接祭天），因此也没有任何一种神秘力量能够超越它，或与之比肩。

（法国皇帝拿破仑加冕典礼现场，坐在中间的是教皇庇护七世/皇帝不称朕）

西方的“君权神授”观则不一样，君主的权力固然来自于“神”，而神在尘世自有其强有力的代表和组织，即以教皇为首的教会、神职人员和遍布基督教世界的教堂。世俗的权力与神权是分立的，神权对君权形成极大的牵制。在欧洲中世纪，国王或皇帝的皇权，还必须得到教廷的认可——即便是从“资产阶级革命”中兴起的拿破仑，在他称帝时，也请来了罗马教皇，替他戴上了法兰西帝国皇帝的皇冠。

中西方的不同，是没有什么“先进”或“落后”可言的，只是在西方的“君权神授”的政治框架下，君主的权力无疑会受到极大的限制，而不像中国皇帝，可以为所欲为。所以西方中世纪的黑暗统治才不会的铁板一块，在宗教和世俗权力的较量中，会形成很多裂缝，使得新思想和先进性因素比中国“封建社会”更容易萌芽并发展起来。（皇帝不称朕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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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君权天授”与西方的“君权神授”，只差一个字，中国是“天”，西方是“神”，乍看过去似乎差不多，其实不然。西方的神，是高高在上的，神的旨意是什么，谁说了算呢？说到底，是执掌权柄的君主或高级教职人员说了算。而中国的天，却不具备人格意义，天的旨意，即是民意，这是中国的“天”与西方的“神”的最大区别。

第一，中国古代没有人格化的上帝

中国古人有天帝、上帝的名称，其实都是“天”的代名词，但是与西方不同，中国的天帝、上帝这些神祗并非人格化，而只是抽象的概念。孔子曾说过一句有名的话：“敬鬼神而远之”。这句话的背后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在孔子之前的数千年里，中国人对鬼神的态度就已是如此。

上古时代的神，譬如天神、地神、河神、山神等等，可以享受人的祭祀，却始终没有神的面貌，没有偶像崇拜。谁也不知道神长什么模样，似乎也没有人去关心这个问题。对于那时的中国人来说，只要知道敬畏神，能从神那里得到启示就足够了，没必要与神过分亲密。

第二，周武王对天意的阐述，奠定民本政治的基础

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周武王是很重要的一个。

武王在伐纣之前，发表过几次演说，这些演说辞收入《尚书》里，称为《泰誓》。在第一篇演说中，周武王抨击商纣王：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

就是说商王纣对上天不敬，给人民带来灾难。

又说：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

大意是：

“上天要护佑万民，这才有了君主，才有了百官。君主要恭从天命，安抚、爱护四方之民。纣是有罪还是无罪，这由上天来决定，不是我一个人敢自作主张的。纣有亿万臣民，就有亿万条心，不能同心同德；我就算只有三千臣民，也可以上下一心。殷商已是恶贯满盈，上天已经命令我诛杀之，我若不顺承天命，罪恶与纣相同。”

在这里，周武王评击纣王不敬天，又说自己是顺应天命。但是，他却没能解释，什么是天命。

在《泰誓》第二篇，也就是周武王的第二次演讲，就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了，他把“天”与“民”结合起来，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是中国政治思想的一大突破。他之前第一次演说，讲到天命时，凭什么说你知道天命呢？你是如何知道的呢？所以这个问题必须要讲清楚。他把不可捉摸的天意，与可以理解的民意视为一体，那问题就变得简单了。上天的意愿，就是人民的意愿，这是多高明的见解呀，神从天上回归到人间了。

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君权天授”与西方“君权神授”的区别所在。后来儒家的政治论，是继承西周的政治传统，继承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思想，因为天命并非遥不可求，远在天边，而是通过人民来传达其旨意的。中国在两三千年前就有这种民本主义思想，是非常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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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君权神授”，最大特色是和民本思想结合起来，以天人感应为依据，人与神的中介是天象、天人感应和民心向背。

西方的“君权神授”，是以神为本，中介是教权，神和人沟通的渠道是教会和《圣经》，理论根据是神创论、牧民论。

民本与神本，构成了东西方君权神授的主要区别。

中国的“君权神授”，把君主专制建立在民众安定的基础上，认识到人民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重视聚民以财，通过仁政缓和社会矛盾，保护了社会基本生产力，使古代社会形成了稳定的社会结构，强大的共识广泛深入社会思想心理和社会心理，这在农耕文明的背景下，是比较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

这种“君权神授”，客观上形成了世俗政权和宗教分离，人治与法治相结合，效率较高，为保持大一统的中华帝国提供了条件。

西方的“君权神授”，比较典型的是基督教统治区域，形成了教权居于顶端的垂直的自上而下的治理结构，要求民众无条件服从统治，既要服从君权，又要服从教权，双重的统治意味双重的经济压榨和政治压迫；同时君权受到教权的制约，世俗治理的权力结构并不独立，教权和君权有斗争有合作，他们关系的核心是争夺世俗统治权，都是借助于神创论，巩固世俗权利，都把民众作为压榨对象，并不适应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的要求，制约着世俗社会的发展。这是中世纪西方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君权神授”相比西方的“君权神授”，对一定程度上保护民众基本利益，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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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君权天授，有一套道家的标准，参考道德经，比如黄帝问道广成子，君王得知晓天地之道，并行使天地之道，才能被称为君权天授，中国的君权天授用今天的话讲就是科学的。

西方的君权神授，说白了就是君权受制于宗教的所谓神权，而这个神权怎么来的？自编自导的，不否认宗教中有科学的东西，但是被人用来给自己贴上神的标签了，用今天的话讲西方的君权神授就是迷信。

哪个更先进不用我说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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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学历史+3的学生。有不同看法可以交流。

我的看法，简单来说，中国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总的来说，中国的天，其实就是皇帝，皇帝就是最大的，而君权天授也只是皇帝巩固提升自己地位和权力的一种借口。

而西方的君权神授，这是有不同制度的，西方中世纪后【东罗马帝国灭亡后】，用简单的话理解，就是长期君权【国王】和神权【教皇】的权力斗争。具体例子，卡诺莎之辱和阿维尼翁之囚两件事，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查一下，这两件事就是教皇和国王的权力斗争，而在当时。君权神授，这在一开始是教皇和国王合作的一个套路，结果嘛。。。。后来这两个位子的人就打起来了。。。

所以共同点是，都是为了加强统治，强化权力。

但是，中国的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一人独大，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皇权和相权，既皇帝和大臣，因为皇帝要办事，需要将权力委托给大臣，当然，最高统治者依旧是皇帝一个人。而西方则是两者一个是物质最高统治者，一个是思维最高统治者，两者互相帮助互相伤害。

当然，就先进问题来说，我觉得并不存在谁先进谁落后，中国是农耕文明，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权和统治者。而西方则有他们特殊的文化文明。所以，适合就好啦，没有什么先进落后，就像你说社会主义领先资本主义，然而民国的中国能走资本主义嘛？不能，因为中国没有资本主义的土壤，种不出资本主义的树，但是美国资本主义是深入人心。而社会主义，同样不太可能在美国发扬，而在中国，符合国情需求和历史发展。

所以，因地制宜，不存在先进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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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皇帝是天子，是天在人间的化身，代言人，日本做的更彻底直接将天皇神话了，天皇是人间神，而西方呢天子是诸神，教皇是诸神的代言者，国王是诸神的牧羊人，也就是说东方的皇帝上司是天，而西方国王与教皇的上司是诸神，这就是差别，从级别上来说东方的诸神与皇帝是平级，都是天之骄子，而且东方的皇帝还可以封神，或者决定民间祭神的合法性，祭祀不被中央政权承认的神明就是野祭，是不被允许的，东方也有类似西方教皇的国师，但与西方不同是皇帝任命国师，而不是国师加冕皇帝，这是与西方相反的，国师是皇帝的属臣，还有一点神在人间烟火兴与衰是要看皇帝脸色的，中国皇帝屡有禁佛禁道之举措，在皇权的压制下，哦这些神之代言人只有认命的份，这是与西方不同的西方的宗教是有强大的独立武装的，这也是西方神权能与皇权抗争的原因所在，在东方只有皇帝有军权，哪怕皇帝在信仰一个神明都不会让其拥有成规模的私兵，即使有也只有看家护院的私兵，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中国的皇帝执政最大的依靠是文人形成的儒教，这些文人替皇帝牧守四方，给平民百姓灌输忠君思想，这也是皇帝敢向神权叫板的底气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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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权力合法性问题。

无论是天还是神，都属于那种完全有能力执行“道”、“法律”、“秩序”、“规矩”……的“人”，也就是需要有一个有能力维持权力【合法性】的“人、神、或者是某个超级大人物”，来保障君权的合法性。

“天子”的合法性来自于天，比如周武王就说“我姬氏出自天鼋……”意思就是说他们家不是来自于人间，而是来自于天上。后代的君王也这样模仿。

外国也一回事，甚至有时候会政教合一，用“神”的意志来治理社会。

这两种方式原来都比较先进，现在都不先进。西周就是因为担心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不被诸侯接受，就搞了个“民为主、君为轻”这样的初级阶段的民主政治。科学发展人们对天和神的认识、对宇宙力量的认识越来越深，相信“符合宇宙自然规则的”社会治理方式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如果不遵循这个秩序，即使假借一万个“神”授权，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