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及其弟子为什么称为儒家思想,儒又代表什么意思?

01-30发布在栏目【经验】 已阅0

儒家的来源是设么?如何看孔子所说的“君子儒”和“小人儒”?

儒家最初是一种职业,主要从事丧礼祭祀等事情,用当时看不起儒家的思想家墨子的话说,就是发死人财的人。

齐国著名宰相晏子曾经指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者有四种毛病。这是当时儒者的通病,并不是针对孔子个人。也就是说,不是孔子害了儒者,而是儒者害了孔子。孔子年轻时候确实干过儒者主持丧礼的活,但那只是他的谋生手段而已,志当存高远的孔子,早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儒者了。

那么儒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呢,为什么惹得人品不错的晏宰相,对他们有那么大的意见呢?

中国人历来重视丧葬礼仪,这些礼仪纷繁复杂、规矩很多,普通人不容易掌握。按照现代经济学“有需求就有市场”的原理,当时丧葬礼仪的需求十分突出,就催生了特殊的社会阶层——“儒”,他们以专门替人操办冠、丧、嫁、娶等礼仪为生。这种职业地位低微,没有固定的财产和收入,做事时还要看人脸色,所以形成比较柔弱的性格,这就是儒的本意,即“柔”。所以《说文解字》这样解释,“儒,柔也,术士之称”。

为了保证自己有丰富的客户资源,儒者提倡厚葬的观念,教人哪怕是倾家荡产也要搞一场体面的葬礼。就像证券商劝人赶紧趁着牛市炒股,地产商让人涨价前赶紧买房一样,他们的一言一行渗透着利益。和孔子一个时代的墨子先生,极度厌恶儒者的这种行为,作为儒家学派最激烈的反对者,他语带讽刺地说,“富人有丧,乃大悦,曰:此衣食之端也”,意思是,“太好了,那边富人家死人了,我们又有吃有喝了”。所以,当时儒者给社会的印象很糟糕,他们是发死人财、骗吃骗喝的一群格调不高的小人。

孔子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儒者了。他不是那种看见别人家死人就喜形于色的人。给别人办丧事的时候,看到别人哭,他也跟着流泪,一天都吃不下饭。孔子特别喜欢唱歌,但他一听到别人哭就跟着哭,只要这一天他哭过,他就不再唱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子是个富有同情心、多愁善感的“暖男”。

孔子也认识到,这些骗吃骗喝的儒者,就像“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孔子曾经教育弟子子夏,要做君子一样的儒者,别去做小人一样的儒者。由此说明,孔子不仅自己已经与传统意义上的儒者割裂开来,而且要求自己的弟子们,不要做骗吃骗喝的江湖骗子了。

那么,“君子儒”和“小人儒”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君子儒”是指那些心底光明、道德修养极高的人,他们关心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生活,更关心普天下人们的命运。用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名言,就是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君子。而“小人儒”的目标就是活着,没有道德理想,只关心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用著名歌剧《白毛女》里面的黄世仁的话,就是“我家自有粮满仓,哪管那穷人饿肚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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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是柔弱、微小的意思。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

相对于浩瀚的宇宙、无尽的时空,人无疑是极其脆弱与微不足道的。

然而,人又是这个宇宙中最神奇、最了不起的存在——因为人是有思想的,“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高贵得多。”

能够从这两个方面深入地去了解、认知自我是人类最了不起的地方。

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最柔弱的东西,却能够征服、驾驭、掌控世界上最强大东西,可以摧毁、消灭、粉碎天下最坚不可摧的事物。

儒,肯定包涵了这样的认知,看似柔弱微小的个体却可以驾驭比自己强悍庞大得多的东西——司马迁在《史记·礼书》中赞叹道:“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

天地之间能够主宰支配万物、领导管理大众的除了人类自己,还有什么物类能够做得到呢?不是“人力”又是什么呢?

太史公的意思是除了领袖人物个人的杰出才能、非凡努力之外,更应该感谢无数杰出的先贤圣哲们——感谢他们在混沌无序、杂乱无章的世界里不断摸索、探寻、总结、制定出可以“宰制万物,役使群众”的有效方法、不朽的制度:也就是“礼”。后人们继承、借鉴于先祖粲然的文明成果和伟大的创举就可以便捷地役使群众、宰制万物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儒,又是继承与发扬的意思。

儒家是最重视、崇拜先祖及其文明成果的,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就是最好的例证。因此,儒家学说的最主要的部分应该不是自己独创的,而是经过精心筛选、仔细甄别后继承来的——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前人的伟岸、光辉,使孔子及其后学们坚信:天地无穷无尽,人与之相比微不足道。但是只有人可以与天地相提并论、相并立——《中庸》里面说“唯天下至诚,……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就是这个意思。

孔子特别重视“仁”——仁者,人也。就是赞扬人性中高尚、伟岸的部分,肯定人类难以估量的创造力和无尽的智慧、非凡的勇气。

儒,是关爱与敬意的代名词。

世界上最柔软、最温暖的是母爱,而母爱又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东西——当幼仔的生命面临威胁的时候,母爱的强悍表现会让世界都为之颤栗、发抖。

儒家同样是二者兼具的,只是儒家更加强调关爱与互敬(原则性)的结合统一,而不是一味的溺爱。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即便是“骨头最硬”的鲁迅先生,也有温情脉脉、柔情似水的一面。这个世界不总是需要强悍霸气、大义凛然,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骄”尽管不失威严却应该是一副温和从容的模样,让人喜欢靠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既然人可以同天地相并立,在帝王、诸侯、权贵们的面前为什么要奴颜婢膝、战战兢兢呢?完全可以不亢不卑、分庭抗礼的,相互间保持必要的尊重就可以相处,否则就离开。同样的道理,所谓的强者有什么资格在弱者面前飞扬跋扈、骄纵恣肆呢?让弱者可以不亢不卑、分庭抗礼,拥有与帝王、权贵相对等的尊严——使每个人都懂得并且拥有自尊、让每个人都明白自尊的同时应该给予他人相对应的尊重才是“礼”的实质、“敬”的主旨:越是高高在上的越应该谦恭温和、礼贤下士。尤其是在对待弱小者、对待“鳏、寡、孤、独、废疾者”应该更加体恤恭敬、满怀同情与关爱——这是儒家修身的第一要务:自信而不狂妄,自尊而不骄横。

君子周而不比,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要让所有人都能够过上自尊、体面的生活,维护每一个人的尊严是儒者义不容辞的责任——面对践踏他人尊严的行径儒者会像母亲呵护幼崽的生命一样表现强悍,能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

儒,是黑暗里的灯塔与火把,意味着坚强的引领、积极的探索和勇敢的尝试。给人们以希望与期待。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人类的始祖在远古之时未必不是生活在这样严酷难破的“铁房子”里,力不如牛、奔不如马。除了上天给予的肉体身躯,别无长物。狼虫虎豹、蛇蝎毒虫、山火洪水、瘴气瘟疫……什么都致命、处处是壁垒。在这样近乎决绝的生存环境里面如果没有了“希望”的指引、勇敢的尝试、积极的探索,今天的人类可能依然还处于蒙昧、未开化的状态。

《庄子·天运》里借助老子的口吻来规劝孔子“天鹅不是因为天天沐浴才毛色洁白,乌鸦也不是每天用黑色渍染才毛色乌黑,乌鸦的黑和天鹅的白都是出于本然,不可以人为的观点来评判高低、加以改变……”

道家的观点无疑是深刻、透彻的,孔子并不是不知道、没有想过。只不过要是依从道家那消极退避的观点的话,大禹还有必要去治水吗?提着极其简陋的工具、累得像个劳改犯一样,去对付那滔天的洪水?在那个年代里,是不是很疯狂?是不是自不量力?那么多的先贤圣哲还有必要在反复的失败之后又勇敢地去尝试、探索、努力奋斗吗?

以柔弱之身、脆弱之体想要去驯服惊涛骇浪、汹涌洪水——与孔子以一己之力周游列国、推行王道仁政有什么不同呢?即使不成功,也要去尝试、去力行——为天下苍生计、为万世后人计,虽千万人吾往矣。纵然是四处碰壁、连遭灾殃、备受打击,却矢志不渝、永不言弃——“当仁不让”,因为这是“儒”无法推卸与逃避的责任和担当。

至于后世用以愚民、钳制思想、维护统治的所谓的“儒家”,则是被肢解分割、强行改造过的“儒”——虽然他们敬奉孔子、祖述尧舜,但是与孔子的主张、儒家的宗旨已是大相径庭、天壤之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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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乱世,周礼少存,孔丘趋周見老聃,以习周礼,明道德。

其后孔丘广招门人弟子以成儒家。

这时他们干什么呢?

孔圣人讲孝道,要慎终追远。

谁家死了老人,这伙人去人家里,先对死者跪下磕了头,不走了。这家人管他们饭吃,他们便从初死到葬埋,“治事”:怎么报庙,怎么送三,怎么成敛,怎么祭拜,怎么成服,到最后怎么葬埋,搞的神神密密。

当然,吹喇叭,吹箫管,打小锣,还要声势一番。

完事了,吃一番,喝一番,要点钱,走人。

他们说,这就是周礼。

孔圣人说,要说讲周礼,舍我其谁也。

这可是初始化儒家班,后期发展成型,儒家便创立了一套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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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弄清儒作何解。儒字共有6解。1、古指学者;2、古代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专为贵族人家相礼的知识分子;3、孔子创立的学派称为儒;4、柔顺意;5、通懦,即懦弱;6、指侏儒。好了,这其中第三解已经回答了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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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问题前,先搞清楚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诸子:各种学说的代表人物,如孔子、老子、墨子等。百家就是他们创立的学派,大都以他们所从事的行业命名。1.儒家: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仁政」。2.道家: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认为天道无为。3.墨家:提出「非命」主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4.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以法为教,以吏为师。5.名家:从事论辩名实的学术活动。6.阴阳家: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7.纵横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由从事外交活动的谋士组成。8.杂家:因「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得名。9.农家:注重农业生产,认为农业「为神农之言」。10.小说家: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了解了以上内容,结合《说文解字》,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孔子学说被称为“儒学”了。“儒,柔也,术士之称。”“儒”最初指的是从事丧葬行业的司仪,即“术士”,后演变为主持各种礼仪人物的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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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的每一个人都该牢记遵守做人的规矩责任诚信清正廉洁,对国忠,对老孝,待人有礼貌,知耻而后勇,做人应尊大让小,孝悌分明,生活勤俭学知有智,行善积德福必增,即顾己又顾人。所以如此道理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守好做到,儒家思想人人该守该做。儒:儒子儒学儒德儒道儒家儒雅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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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 [rú]

《说文解字》对“儒”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中国人历来重视死的观念与丧葬礼仪,这种广泛的社会需求促生了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儒”。在中国古代社会,最晚到殷代有了专门负责办理丧葬事务的神职人员。这些人就是早期的儒,或者称为巫师、术士。他们精通当地的丧葬礼仪习惯,时间一长,便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职业,称赞人殉为厚葬,厚葬遭到墨家的极度反对。但是,由于这种职业地位低微,收入也少,既没有固定的财产和收入,做事时还要仰人鼻息。所以形成比较柔弱的性格,这就是儒的本意,即柔。

释义

(1) 人之所需,指人的需要:~生。通~(指博识多闻的大学者)。~林(儒者之林,旧指学术界)。~雅(读书人所具有的温文尔雅的风貌)

(2)儒家,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文化核心:~家。~教(即“孔教”,儒家不是宗教,只是宗教对儒家文化的称谓)。~士。~术。~学。

(3)古同“懦 ”,心之所需,也指柔弱如水的意思。《说文解字》对“儒”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中国人历来重视死的观念与丧葬礼仪,这种广泛的社会需求促成了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儒”

起源

在中国古代社会,最晚到殷代有了专门负责最初指的是冠婚丧祭时司仪的祭官。这些人就是早期的儒,或者称为术士。他们精通当地的风俗文化和礼仪习惯,时间一长,便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职业,属于早期的知识分子阶层,称为术士。儒的本义是柔(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是由于本是贵族而不事生产的筋骨的柔(郭沫若《驳儒说》)。而另有说法,儒字,通濡,是指学习以先王之道浸润其身的人(南朝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苏州大学徐山在《儒的起源》一文中认为:“儒”字(其初文为“需”)在形、声、义三个互为关联的层面上,都有各自的原型和演变系列。“需(儒)”的产生源于原始的雷神崇拜。“需(儒)”字的原型上为雨,下为人形,其形义反映的是祭祀雷神的求雨仪式。“需(儒)”的本义为雷神燎祭集团中的女性祭祀者。

儒的辩说

《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

孔明答曰:“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且如扬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儒也;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程德枢不能对。

儒的创始

就“儒”以及儒家、儒学的原初本意来说,至少在20世纪之前并不存在分歧,既无概念性的差异,也无多少不同的理解。然而进入20世纪之后,特别是随着西方思想文化及其研究方法的不断传入,人们对这一原本还算清楚的概念却产生了疑问,并由此而引发了相当大的分歧。

甲骨文中有儒帝子、儒人、儒师、子儒的记载(见《甲骨续存》11859片,《京都甲骨》2894片,《铁云藏龟》1683片,《殷虚文字乙编》7715片)。由这些名词可见,殷商时代,儒已经是高贵的职称,往往和帝子、公子、国师联系在一起。今文中的孺子大概也是源于儒子。职称总是在不断扩散贬值。东汉字典《说文解字》则解为:“儒,柔也,术:亡之称”。这表明儒的规格降低了,以致孔子对子贡说:“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6、13),荀子分儒为俗儒、雅儒、大儒(见《儒效》),这表明儒群扩大了。

孔子《论语·雍也》告诫他最得意的学生子夏说:要当就当“君子儒”,千万不要当“小人儒”。由此可见,到了孔子的时代,儒这一阶层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分化,至少形成了“君子儒”与“小人儒”的两极阵营。

学者学说

在中国学术史上,最早探讨儒之起源的是汉代学者刘歆。据《汉书·艺文志》引其《别录》说,儒家者流,最早可能出于“司徒之官”,其功能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

其特征是游文于“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以道为高。刘歆还说,唐虞之隆,殷周之盛,儒学的功能,实已获得相当的成功。然而孔子之后,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渐衰,此辟儒之患。这里,刘歆据《周礼》的记载,不仅分析了儒的起源,而且大体描述了孔子之后儒学演变的一般情况。就儒的起源来说,刘歆强调他们是由司徒之官演变而来,其功能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这种说法当然并非毫无根据,《周礼·大宰》说:“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长,以贵得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由此可见,儒之起源甚久,似乎与王官的产生、发展与演变也不无关系。

然而,如果按照清代学者康有为的说法,刘歆佐王莽建新朝出于托古改制的需要而伪造《周礼》,因此《周礼》的说法既没有成为历史事实,也并不可靠。特别是《周礼》中那些井井有条的种种设计,也不能不引起人们对其历史真实性的怀疑。刘歆伪造《周礼》的说法不必尽信,但刘歆整理《周礼》的目的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显然也不是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活动。如果说他依据前人的资料整理《周礼》时排比出一种理想的社会模式,并以儒者“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作为一种政治期待的话,那么我们对此多少应该有点相信。

故而近代学者章太炎接着刘歆的研究往下说,以为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实际上都是出于古代“王官”。他在《诸子学略说》中说:“古之学者多出于王官。世卿用世之时,百姓当家,则务农商畜牧,无所谓学问也。其欲学者,不得不给事官府为之胥徒,或乃供洒扫为仆役焉。故《曲礼》有云:宦学事师。……所谓宦于大夫,犹今之学习行走尔。是故非士无学,非学无士,二者是一而非二也。”如果从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情况来观察,学在官府毕竟是学者公认的事实,故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虽为推测之辞,但推测的方向似乎并无大错”。

不过,如果从儒的内涵来分析,章太炎也并不认为儒者是一个十分固定的智者集团,其内涵似乎相当复杂。如果强为分类,至少存在类名、达名和私名这样三种情况。他在《原儒》一文中说,“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私名为儒”,即那些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流。因此太炎强调,“今独以传经为儒,以私名则异,以达名、类名则偏,要之题号由古今异。儒犹道矣,儒之名于古[通]为术士,于今专为师氏之守;道之名于古通为德行道艺,于今专为老聃之徒。”显而易见,章太炎是以发展变化的眼光来分析儒之起源的。 章太炎的研究虽有相当的道理,但其明显的欠缺是他过于相信古籍的记载,而对先秦学术之所以发生的时代背景缺少一种深切的体会和理解,故而其结论不能不引起后来学者的怀疑。

胡适在《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一文中与章氏的说法明显立异,强调指出诸子之学决无出于王官的道理。他说,《周礼》司徒掌邦教,儒家以六经设教,而论者遂谓儒家出于司徒之官。不知儒家之入籍,多非司徒之官之所能梦见。此所施教,固非彼所谓教也。此其说已不能成立。胡适认为,关于诸子起源的探讨,要必深切体会诸子起源的思想背景,而不应囿于前人所无法明了的成见,学术之兴,由简而繁,由易而赜,其简其易,皆属草创不完之际,当然不意味着其要义已尽于草创时期。包括儒家在内的先秦诸子皆为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济之,故其学术皆应时而生,与王官无涉。及时变事异,则过去应世之学翻成无用之文。于是后起之哲人乃张新帜而起。应该承认,胡适的分析要比章太炎的论述更有道理。

当然,对于章氏的研究成果,胡适并未一概抹杀。他在那篇有名的《说儒》一文中指出,太炎先生在儒家起源的研究上实有开山之功。因为他关于达名、类名与私名的分析,特别是他第一次提出“题号由古今异”的见解,使我们知道古人对“儒”这个名词的使用实有广狭不同的三种用法和由广到狭的历史演变过程。他说,“太炎先生的大贡献,在于使我们知道,‘儒’字的意义经过了一种历史变化,从一个广义的,包括一切方术之士的‘儒’,后来竟缩小到那‘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的狭义的‘儒’。这虽是太炎先生的创说,在大体上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于是,关于儒的起源的探讨,胡适认为无论如何都要在章太炎已取得的学术成就的基础上前进。

不过,对于章太炎的结论,胡适甚不以为然。他以为章氏的那些说法,现在看来还有可以修正的地方。而章氏所使用的材料,基本上都是秦汉人的,似乎还不足以说明儒的来历,以及他们起源于何时,生活的状况等问题。为此,胡适在章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探讨,结论为儒是殷民族的礼教的教士,他们在很困难的政治状态之下,继续保持着殷人的宗教典礼。然而经过六七百年的发展变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变成了教师,他们的职业还是治丧、相礼和教学。但他们的礼教已渐渐地行到统治阶级里了,向他们求学的已有各国贵族的子弟;向他们问礼的,不但有各国的权臣,还有齐鲁卫的国君。这才是那个广义的“儒”。儒是古宗教的教师,治丧相礼之外,他们还要做其他的宗教事务。显而易见,在胡适的概念中,儒的职业有点类似于基督教中的牧师。

对于胡适的这篇论文,当代学者争议很大,赞成者如唐德刚称其为不但是胡适治学的颠峰之作,也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最光辉的一段时期,所谓30年代的颠峰之作。

他在《胡适口述自传》的注释中写道,胡适的这篇文章,从任何角度来读,都是中国国学现代化过程中一篇继往开来的划时代著作。胡适把孔子以前的儒看成犹太教里的祭师和伊斯兰教里的阿訇。这个看法是独具只眼的,是具有世界文化眼光的。

乾嘉时代的大师们是不可能有此想象的。后来老辈的国粹派也不可能有见于此。反对者如郭沫若在《驳说儒》中称胡适的研究成果不可信,理由是胡适的这种研究态度正是所谓公式主义,正是所谓观念论的典型。冯友兰也在他《原儒墨》一文中对胡适的一些主要观点进行商榷。

他说,“照我们的看法,儒之起是起于贵族政治崩坏之后,所谓'官失其守'之时。胡先生的对于儒及孔子的看法,是有的与今文经学家相同。我们的看法是有的与古文经学家相同。所谓儒是一种有知识,有学问之专家;他们散在民间,以为人教书相礼为生。关于这一点,胡先生的见解,与我们完全相同。我们与胡先生所不同者,即是胡先生以为这些专家,乃因殷商亡国以后,‘沦为奴隶,散在民间。’我们则以为这些专家,乃因贵族政治崩坏以后,以前在官的专家,失其世职,散在民间,或有知识的贵族,因落魄而也靠其知识生活。这是我们与胡先生主要不同之所在。”

胡适的结论正确与否我们暂且勿论,但他对儒者职业性质的定位似乎比章太炎所依据的“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更具有说服力,而且也更合乎《说文解字》的经典性解释:“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人素来重视死的观念与丧葬形式,正是这种广泛的社会需要才造成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或职业。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山顶洞人的骨化石旁,一般都摆放着含赤铁矿的粉末,还有死者生前使用过的装饰品等等。这表明,至少在此时,中国人已有相当成熟的丧葬观念。

观念是人们的行动在意识中的表象或残存。历史事实表明,在中国古代社会,至迟在殷代就有了专门为人料理丧葬事务的神职人员。这些人便是早期的儒,也可称为术士。他们精通所在地区多年形成的丧葬礼仪,因此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职业。但是,由于这种职业地位毕竟低微,收入菲薄,既无固定的财产与收入,还要看主人的眼色行事。故而形成比较柔弱的性格,这便是儒的原初本意——柔;也是他们职业的原初性质——术士。

职业性

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职业,儒从社会公众中逐步分化出来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不论他们的原初职业如何低贱,实际上都意味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足以承受这一部分人从直接劳动者中脱离出来,成为一种相对有闲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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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本来是“术士”的通称,术土即学道之士。《周官》“儒以道得名”,与“师”对举,《疏》称“儒,有道德、有道术者之通名”。师既与儒并言,则儒本为掌教育的人,就是以“六艺”教人的保氏。因为孔门专传“六艺”之学,故遂加以“儒家”的称号。

孔门教育,分为四科,孔子尝称: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照这样看来,在孔子之时,儒家已分为四派。《韩非子·显学篇》 以为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这八派的书,多已不传。实际上只有孟、萄二家,始为孔门两大宗派。

因此,孔子及其弟子所传学问就称为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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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概念性错误。

自己啥都不晓得的,干嘛非要凑这个热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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