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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三农”作为一个概念是由经济学家温铁军博士于1996年正式提出。
20xx年初,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朱镕基写信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以及出版《我向说实话》后,“三农”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反响。20xx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正式成为我国理论界和政府决策层引用的术语。中共中央于20xx年正式将“三农”问题写入工作报告中。
中国有9亿农民,占中国人口的913。所以说,“三农”问题,是一个关系十三亿人口大国的经济社会国计民生的大问题。
【关键词】
三农,农业,农村,农民
【正文】
一、农业问题
第一、关于增加农业投入。
增加农业投入这个政策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有效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值得重新讨论。这个政策安排的出发点,仍然是把当前复杂的农村体制矛盾问题看作是农业生产问题。从80年代后期以来在农村政策的思路问题上,对所谓加强“农业投入”就长期存在不同意见。因为,在小农经济条件下这个政策瞄准的目标并不是合适的。并且,客观上导致从90年代以来,农业的成本每年上涨10%,农业主产品生产的真实成本、亦即“地板价格”,长期在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天花板价格”上运行.
第二、提高农业科技含量。
从目前情况看,有很多地方包括农业部科技司都说农业增加值中科技进步的贡献超过40%,也就是说农业增产主要是科技投入的结果。人们都认为这是值得高度肯定的。但另一方面,农业人均产值、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人均收入并不同步增加,科技投入与农业产出的关系似乎并不对应为正值。我们知道科技投入也意味着服务成本,最近三年的服务成本每年上涨超过9%。所以,近几年农民收入下降,一定程度上和服务成本上涨有直接关系。
二、 农村的真问题在哪里?
根据一项直接入户调查的数据表明,最近三年,无论东部、西部还是中部,所有家庭经济条件下的农业资金和劳动力的投入产出已经是负值。东部因为是资本密集地区,一部分转移收益相对维持了农村稳定,而中西部地区没有这种条件,出现大量的农民撂荒,实际上意
味着农民破产。所以,最近才有各种反映,无论是社会学界的陆学义老先生、还是湖北的镇党委书记,都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从经济学角度看,危险就在于农业投入产出多年为负值。所以我从1998年就发表文章说农业到了不可维持、农村经济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而我们现在的某些政策似乎在加剧这种不可维持的问题。
从现行政策比较看,9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收入连续出现4年的增长速度下降,所对应采取的政策,几乎与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农村出现黄金增长并且拉动国民经济增长那段政策如出一辙,政策手段真的是一样的,唯独结果相反。
1979—1982年,国家出台了连续调整农产品价格的政策,农业主产品价格调整幅度上涨了49%,同期大规模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接着落实20xx年不变。这两项政策在90年代中期重演,从1994—1996年,也是连续3年农业基本产品价格上调105%,比上次增加了一倍;同期我们大规模落实30年不变的家庭承包责任制。那次价格调整和体制调整双管齐下,造成了农村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这次双管齐下造成的结果如何?我怎么想慎重也找不到合适的词来描绘这种现象。总之,同样的政策手段在不同的时代使用,效果的差别是比较明显的。
三、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一、城镇化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发展部副主任徐宏源认为要解决“三农”问题,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城镇化,创造有效的就业岗位,把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上,最关键就是要提高制造业的效益。从国外的发展历程来看,都是通过实现现代化来带动城市化,最后解决农村问题。
徐宏源还指出,对于现在各大城市实行放开城镇户口的户籍改革,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城镇户口放开以后,农民只不过是从农村潜在的失业人员变成了城市流民,反而对社会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印度和墨西哥都有这样的先例。治标也很重要,但从长期来看,还是要治本。国民待遇相对城市居民而言,农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待遇上都截然不同,一个农村居民无论是刚出生还是年过百岁都得交纳税费。另外在义务教育的权利、社会保险、医疗等一系列权利的落实上也有待完善。
二、减税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我国的农业税、特产税加在一起大约400亿元,而我国一年有1万亿元左右的税收,完全可以免掉几百亿的农业税。农村费改税的问题,以后主要要靠完善制度来保证,农民减负涉及的农村教育、政府经费问题也要妥善解决。
厉以宁还认为,增加农民收入,首先应该是政府加大投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良种基地的建设;二是农田水利的投入;三是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四是对农民的技术培养。其次是要发展优势产业,如蔬菜、水果、花卉、茶叶、中药材、养殖等。各地可以积极推行“公司+农户”的模式,农民按订单安心生产,公司负责销售。
三、政府措施
国务院朱镕基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坚持把加强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下了很大功夫:一是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二是深化粮棉流通体制改革。三是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四是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五是加强农村扶贫开发。六是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另外,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的史学家许倬云先生认为,解决三农问题,不应该让大量的农民进城,而应该将农产品加工厂放到农村去,让农产品附加值留在农村,要让农村有更多的力量来解决教育和福利的问题。
他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当仍从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特色中寻求答案。虽然汉代农业已是遥远的过去,古为今用,汉代农业发展的各项特征,仍可为今人之借鉴。第一,公私单位应该为农业提供现代的科技,使农业生产得生物科技之赐,致力发展有价值的经济作物。第二,费孝通先生当年提出的乡土重建的方案,在于农业为工业配套。近年来,大陆农村也不断尝试建立农村工业,然而绩效未彰。第三,公私有企业及学术单位,均须不断提供市场资讯作为农民决策的依据,应使农民不致有“赚一次,亏三年”的痛苦。第四,国家必须注意建设农村交通设施及建立供销网络,使农产品迅速进入市场。这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近些年,国家对三农问题越来越重视,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农村会越来越好,农民生活也会更加幸福,中国也会由农业大国转变成农业强国。
四、解决“三农”问题的意义
首先,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生存的第一需要。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吃饭没有保障,一切都无从谈起。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基本能够保证,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仍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中国人口基数太大,而且还在增加。随着人口的增长,对粮食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人均可耕地面积还在不断减少。任何时候,中国人民的饭碗只能端在自己手里,中国人必须养活自己。“三农”问题不解决好,国家的粮食安全就没有保证。
其次,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在中国,如果没有23以上农村人口的稳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稳定;如果没有农民对社会稳定的大力支持,整个社会的稳定只能是空中楼阁。如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势必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稳定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才能有可靠的保障。
最后,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需要。党的xx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目标。对照这个目标,最大的差距在农村;实现这个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可以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村,希望也在农村。
【参考文献】
《农业社会学》 朱启臻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xx
《我向说实话》 李昌平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20xx
《农业农村改革发展三十年》 孙政才 主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20xx
《农业经济》 中国人民大学 主办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1981-20xx 《农业的政治经济分析》 何增科, 周凡 主编 重庆出版社,20xx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冯海发 著 新华出版社,20xx
《农业循环经济模式与途径》 叶堂林 著 新华出版社,20xx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年来,中国由贫困走向初步昌盛,由封闭走向全面开放,由求温饱初步走向小康,发展迅速,大大超出国际上多数人的预想。30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中国正运用他独特的魅力与激情实现着世界的和谐进步之路,实现着中国的自强发展之路。
30年过去了,中国某个乡村发生的事情成为世界媒体的报道焦点,地球某地的中国人成为全球新闻中的主角,似乎已经显得平常。当我们将目光回溯到中国融入世界现代化潮流的起点,并用心去触摸这30年的变迁时,我们尤为深切地体会到,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与世界的前途命运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一个伟大的转折已经完成,中国与世界彼此相互影响的时代已经开启。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深刻历史感的民族,对于“历史性的变化”有着同样深沉的感悟。整整220xx年前,拿破仑率领下的法军大举用兵西班牙,伊比利亚半岛狼烟四起。贝多芬于1820xx年完成了《命运》交响曲的创作,然而叩响中国命运之门的却是又一个多舛的百年。整整一百年,韧性的抗争书写着峥嵘岁月,当光阴又过百年之后,20xx年发生的一切告诉世界,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已经、正在并将继续主动积极地在国际社会中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这一作用已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一.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xx年的5%以上,中国进出口总额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不足1%上升到20xx年的约8%。中国的发展为国际资本提供了广阔市场,中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超过7800亿美元,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在大幅增长。
二.中国发展有力促进了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
1978年以来,中国年均进口增速达到16.7%,已成为世界第三大、亚洲第一大进口市场。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0%,对国际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2%。20xx年以来,中国年均进口额近5600亿美元,为相关国家和地区创造了约1000万个就业机会。
三.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成员
中国参加了10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300多个国际公约。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认真履行相应的国际责任。迄今,中国共参与22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人员上万人次,现正在执行维和任务的有1900多人,是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
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发展进步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在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的世界大势之下,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
四.中国将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作出的战略抉择。这个战略抉择,立足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体现了中国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统一、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在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开始学会用世界的眼光思考自己的发展,并以一系列合作共赢的实际举动逐渐打消了各方的猜疑与忧虑,创造了对自身发展更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用自己的真诚,塑造了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和平形象。30年来,中国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了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了世界和平,促进了共同发展。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
五.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中国致力于推动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坚持按照通行的国际经贸规则扩大市场准入,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支持国际社会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改善民生,支持完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制、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支持各国共同防范金融风险、维护能源安全,坚持通过磋商协作妥善处理经贸摩擦,推动各国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
六.中国将始终不渝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始终作为一个大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在政治、经济、安全等诸多领域,中国真正融入国际社会,却始于改革开放。走过30年的历程,中国已经在当今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建设性作用。中国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继续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积极参与反恐、防扩散、气候变化、环境保护、流行性疾病防治等领域国际合作,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成功举办奥运会,从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到推进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从加强东盟与中日韩(10+3)的合作到构建上海合作组织,从减免发展中国家债务到设立中非发展基金,从中俄、中越边界谈判的进展到提出睦邻、安邻、富邻的合作政策,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到与全球携手应对眼前的金融危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表现得越来越积极,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跃然而起。
自强方能自立,自立凝结自信,自信转而推动自强。“自助者天助”,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积极变化得益于30年来锲而不舍的改革开放进程,其要义在于排除一切干扰,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自觉。历经难以数计、形形色色的遏制、指责、臆断及误读,中国没有停下自强不息的前进步伐,也因而变得更为自信。
30年来,中国在适应世界对自己的心态变化的同时,也在学会如何与世界打交道。在涉及国家主权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们敢于斗争、善于应对,打破了西方国家的种种制裁,遏制了反华浪潮,赢得了尊重。摩擦与碰撞历练了中国人,中国不断加深着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变得更加成熟、更加自信。在一个接一个的“威胁论”、“崩溃论”相继破产后,世界也越来越多地体会到了中国发展的不同。从四川大地震的抗震救灾,世界看到了13亿中国人民的凝聚力;从北京奥运会,世界体会到了13亿中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的不懈追求;从中国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世界感受到了13亿中国人民的责任感和这种责任感给全球经济走出危机带来的信心。不止一个西方学者说过,我们无法再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发展,必须重新认识中国的发展道路对世界的意义。
各国关注中国的变化,也是在关注世界的未来。历史表明,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会对现有格局带来重大影响,极少有西方大国不靠殖民掠夺,不靠战争而崛起。西方对中国的担忧,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对中国发展道路的不确定感。
以往的历史表明,中国更多的是被动地承受着来自外部世界的撞击,并在撞击中觉醒,在撞击中探索强国之路。21世纪的到来是个伟大的转折点,中国的发展表明,她不只是被动地接受外部世界的影响,而是在积极借鉴、学习人类文明先进成果的同时,也为世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宝库不断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与财富。
走过30年开放路程的中国人深深懂得,世界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解和认同将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新问题、新摩擦甚至新冲突。这将是21世纪几代中国人所面临的严峻考验。同和谐,共发展已经成为了中国在历史新阶段的一面旗帜。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我们坚信,只要坚持和平发展,我们就一定能够赢得更多的理解与信任,为世界的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摘要:宁波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保障劳动者基本的生活权益以及企业合法的经营权益,使得宁波市的经济能够稳定发展。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在实施政策过程中发现了很多问题。下面综合来自各方面的意见,给出一些有效的政策建议,希望对宁波市最低工资标准制度的实施有所帮助。
关键字:有效措施,最低工资,监督,宣传
1 适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从本文的总体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最低工资的就业正效应明显,即使在一些情况下出现负效应,负效应也比较小。另外宁波市最低工资标准仍然偏低,在宁波经济高增长的同时,最低工资标准并没有相应的提高,甚至与平均工资水平相比,也出现了不断下降的趋势。同时,最低工资在保障低收入人群基本生活条件吗,调整宁波市居民收入结构,逐步消除过大的贫富差距,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都会有很大的作用。所以,在现行基础上提高工资标准是可行的。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不同性别、行业、年龄、学历等群体有各自的特性,最低工资在这些特性影响下会产生不同的就业效应。所谓适度提高,就是按照各自特点确立最低工资标准与失业之间的联动机制,在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时要考虑把失业率控制在可承受范围之内,尽力发挥最低工资正效应,避免引起失业负效应。
2 制定更加细化的最低工资标准
从理论和实际结果也可以看出,在不同行业收入差距过大、女性的“就业歧视”等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若在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时不考虑这些因素,就会产生很多问题,不仅使得劳动者的权益受到伤害,而且部分行业的用人单位也很难去执行最低工资规定。所以在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时,需要在统一口径的基础上,分行业、分性别确定其标准。目前宁波市的最低工资的实行情况不佳,与制定标准不合理有关,虽然细化的最低工资标准制定起来会比较复杂,但是这种复杂的最低工资标准最合理,有利于各用人单位去执行,地方政府和相关主管部门可以立足实际、充分调查,制定出真正有利于企业执行和保障劳动者权益,同时又避免对就业产生影响的最低工资标准。
3 增强最低工资的监管和执行力度
在宁波市最新的《最低工资规定》中,进一步完善了最低工资制度,但是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仍有不少用人单位知法犯法,不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或者用加班加点,降低员工的福利待遇等来变相不执行最低工资政策,企业的这些行为都与最低工资的相关规定相违背。宁波市政府部门如果在最低工资的执行过程中选择不作为,甚至为了发展经济、提高自身业绩而放弃最低工资的监管执行,就会严重降低最低工资制定时预期的效用。要充分发挥最低工资的功效,就要加强最低工资制定、执行等环节的监督和对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
另外,社会和媒体也要充分发货其监督、宣传作用。现在很多劳动者甚至用人单位负责人对最低工资规定并不熟悉,对其中的具体内容更不了解,所以出现了很多类似包吃包住来抵充最低工资的情形,劳动者也没有在自身权益受到损害时通过合法途径来捍卫自己的权益。我们要发动各种媒体对最低工资进行积极的宣传,相关劳动和社会保障组织则要深入各单位对用人单位负责人和劳动者进行制度的介绍和教育。加大对违法企业的查处力度,建立企业违法记录登记,以求在社会上形成正确认识,自觉遵守最低工资规定的效应。
总之,最低工资是一项有重要意义的制度设计,与就业也确实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何很好地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最低工资制度的核心问题,只有根据不同情况,找出最低工资相应的就业效应,才能确立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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